【大湾区】在《纲要》下探索香港 “强强联合”成解读大湾区关键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下称《纲要》)筹备多时,上周终于面世。《纲要》洋洋洒洒近三万字,为未来数十年珠三角地区发展一锤定音。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大学城市规划及设计系讲座教授叶嘉安在《纲要》发布后向本地传媒明言,“我们不要活在过去式,以为珠三角还是以前般落后,我们应该让香港还有点利用价值的时候,积极参予大湾区的发展和建设。”他更指出,《纲要》可能是香港发展的“最后机会”。
《纲要》对大湾区的战略定位是: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以及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香港、深圳、广州及澳门列为四大核心城市。
“创新驱动发展”无疑是大湾区的生命线,《纲要》提出一系列重点产业项目,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5G和移动互联网、智能机器人、3D打印、新一代通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医学诊疗设备等等。根据《纲要》提出的愿景,四大核心城市将发挥自身在创新研发能力及运营优势,结合其他湾区城市的产业链,联合构成战略性新兴产业群。
创新驱动发展 香港角色何在?
香港在其中有什么角色可以扮演?《纲要》提出香港要打造成更具竞争力的国际大都会,巩固和提升金融、航运、贸易与国际航空枢纽地位(见表一),以及服务业的优势(见图一),但在新兴产业这个重要环节,香港似乎缺位。《纲要》指出珠三角九市已初步形成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先导、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产业结构,列明以深圳、东莞为核心,在珠江东岸建立具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世界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并将珠海及佛山建设成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的龙头。香港则要大力发展创新产业与培育新兴产业,并“支持香港在优势领域探索‘再工业化’”。
“其实香港已经落后了很久,我们已经错过了工业3.0(信息工业),不应该再错过4.0 (物联网和人工智能),”叶嘉安接受《香港01》访问时指出,“深圳从2000年代开始,每年投入超过4%GDP的研发(R&D)经费,而香港现在才说1.5%(科研投资占GDP比例),少了一半以上。”
香港经济结构单一的问题多年来为人诟病,经济发展长年依赖四大行业,包括金融服务、旅游、贸易及物流,以及专业及工商业支援服务,但与邻近地区相比,竞争优势日渐减弱。港府在十年前曾提出发展文化及创意、医疗、教育、创新科技、检测及认证,以及环保这“六大优势产业”(见表二),但成效不彰,占本地生产总值的份量不足百分之十,医疗与教育两个版块,更早已随特首易人而被剔出经济产业范畴。
相比之下,深圳近年积极规划与发展新兴产业,涵盖生物科技、新能源、互联网、文化创意与新信息技术等领域, 2017年新兴产业占其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超过40%。去年底,深圳市政府调整“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在《纲要》为大湾区所定战略重心中早已掌握先机。(见表二)
叶嘉安早于1994年发表文章,提出香港有急切需要发展高科技产业,惟在自由放任政策下,政府一直不愿意干预相关前瞻性规划和研发活动。他指出,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力求创新,市政府给予大量支持,加上拼博的外来劳动力,令转型升级步伐加快,而随着深圳发展,拥有工业生产技术的东莞近年也已靠高附加值产品的产出和出口,填补传统产业衰退的缺口。
相比之下,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治港蓝图里虽包含“产业多元化”,惟港府在支援大学科研及中小企等创新科技发展方面一直保守,导致本港的科研和生产转化力度比较薄弱。叶嘉安举例,在专利申请方面, 深圳已远超过香港,2016年深圳专利申请数目逾14.5万项,香港仅约 1.4万项(见图二)。
“Never too late”,叶嘉安提醒,香港在产业规划上不应一味蹉跎岁月。他解释,香港余下的“利用价值”大概可分为大学科研成就及金融枢纽地位两方面,其中在大学方面,香港在世界排名和科研均有优势。不过他补充,内地不少大学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亦在大力投资研发,“人家不会做研究吗?将来他们研发了好东西,便不需要靠你了。”
他又指出,“一国两制”令香港在金融方面仍有优势,惟前海蛇口自贸区、上海陆加嘴贸易区亦正在发展。“现在我们还有剩余的利用价值,十年后、廿年后就不知道了,怎么可以觉得中国不会发展呢?看看过去十多年,他们发展得多快,‘最后机会’是这样的意思。”他认为香港需要迈向创新知识型经济,进一步强化创新、人力资源、STEM教育和研发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创新工业一定要做,否则只会慢慢被其他城市超过。”
特首林郑月娥也意识到时间不等人。在《纲要》发布后首次公开发言,她用“苏州过后无艇搭”形容大湾区对香港的意义。这番话来自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7年庆祝香港回归二十周年的视察之行。在上周四(21日)于本港举办的《纲要》宣讲会上,林郑又强调,随着全球与周边经济体的竞争加剧,香港传统产业的优势正在缩窄。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保护主义擡头的今天,香港所面对的挑战更形严峻,“我们必须力求创新,发展高增值及多元化的产业,为香港经济注入新的动力。”
高增值多元化 能否成为现实?
“现在内地(追赶)上来了,你怎么再进一步发展?”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法亦担忧香港前景。他指出,香港至今仍未有经济转型的方向,物流业等重要行业正面对大环境的转变,特区政府需要认真研究怎样参与大湾区规划,才可对香港的经济及城市发展有最大的推动力。
2011年粤港澳三地政府公布《环珠江口宜居湾区建设重点行动计划》,亦曾引起本港市民广泛讨论和争议,有声音抗拒与内地合作,担心会损害香港利益。当时沈建法撰文,指如果只注重香港自身利益,忽略其他城市的利益,这种跨界合作将不能持久,只会是短暂的。八年后,他再警告:“整个深圳及广州(在创新产业上)已经有相当好的基础,如果一起往前走,可能对香港有正面的好处。但如果香港不想参与(大湾区)、不理它,深圳自己发展好了。深圳做不到吗?还是可以的。如果香港不找到新的发展空间的话,人家在发展,你是零增长,很快便落后了。”
沈建法强调,合作就是找到“共赢”的地方,大湾区各个城市有平等的话语权,港府可将要求摊在台面上,与其他城市协商,亦可以拒绝对本港构成负面影响的要求,“不合作,不沟通,大家的优势就不能发挥。”他补充,港深有很大的互补空间,深圳的强项在于研发能力,有不少先进的大型企业,香港的优势在于顶尖的大学基础教育,培养人才,“大家放在一起是可以做得更好的。”
上文节录自第151期《香港01》周报(2019年2月25日)《“极点带动”成解读大湾区关键 《纲要》之下探索香港“点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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