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援】社署低估个案复杂性 就业计划招标制令机构忙跑数损服务
现时健全的综援人士，需要参加社署交由非政府机构营运的自力更新综合就业计划（IEAPS），被要求尽快找到工作，并以脱离综援网为目标。其原意虽好，唯执行模式却低估了此计划以就业为切入点，协助综援人士解决牵绊他们就业的家庭及精神问题等，不能一蹴而就，需要社工长时间同行，才能让他们迈向目标。而现时的招标制度有损了社工提供有质量的服务，没有对所有个案工作员设有学位社工学历的限制，也令受助人未能得到最适切的帮助。
参与计划近五年的IEAPS机构职员阿轩认为，营运机构的跑数压力除了影响社工和个案建立关系外，也容易令受助人接受的服务“跳步”。“原本受助人要行十步才能去上班，但变成第一步便要他去工作，到最后发现不可行，才知道要循序渐进行足十步，其实很矛盾。”他表示，政府最初并没有要求参与IEAPS的职员具备社工资格，但他后来修读了社工课程后，才发现过去处理个案时很容易只跟着程序做，接触受助人时只聚焦在他们的就业能力。
“社署的文件主要也是判断成效的向度，我们以前不只要追就业数字（达标），还要追培训数字、工作体验，欠缺人性化，让我也迷失了一段时间。直至修读社工课程后，有了理论和专业知识帮助了解受助人的背景，才扩阔了跟进个案的角度。至前年，在读了一半课程时，自己重新设计了一张登记表格，才有效全面掌握受助人的个人及家庭状况，现时更开始有个案会议，花的工夫是多了，而且也超出社署拨款要求的工作范围。”
另一位参与社工阿兰（化名）也透露，计划招标书一直也没要求个案工作者须有社工学位，只规定项目需要一位注册社工，但部分机构只是让社工担任负责签文件的项目经理，而非前线辅导员。据2015年的审计报告，当年41个项目中，有16个没有规定个案工作者必须为注册社工。阿兰说：“之前没有讲明要社工学位，只有社会工作助理（SWA）的职级人员，但工作范围一定是高于这职级的。”
SWA可由文凭社工担任，工作以前线实务为主，包括筹办、带领小组及跟进简单个案等，而学位社工可担任社会工作主任 （ASWO），一般处理较复杂个案、行政管理及督导等。这反映社署低估了个案的复杂性，未有合理拨款安排相关人手服务，而想提供优质服务的非政府机构，却需自行补贴服务。
阿兰续指，她所属机构现时每人跟进的个案比例为1：70，聘用的可以是SWA或是个案工作者，辅导员不是SWA也可，招标的建议书以SWA的薪酬计算，他们是少请个案工作者，多请ASWO，以应付个案的复杂性。“当时和社署说是少请一个人，但同事做的个案却会更多。比例1：30已是很高负荷，要深入处理是没可能达到1：70。”
阿轩也指，按50岁以上个案一个月会见一次，及50岁以下需要月见两次的要求，他一个月便需见个案约110次，工作量沉重。
社总总干事许丽明表示，IEAPS的参加者均是有特定需要和以家庭为单位的群组，经济上一定是匮乏的，政府却没有提供以个案辅导角度出发的服务。而且要有质量地辅导，在与个案面谈前还有很多准备工夫，对负责职员而言负担太重。社总权益及投诉部主任陈虹秀也说，这样的处理个案比例明显过高，虽然综合家庭服务中心的个案比例也是70至80左右，但他们的个案并非全属经济匮乏的，处理难度与所需时间与IEAPS的个案明显有异。
阿兰指，IEAPS的重要性在于个案管理员也要担当个案整合协调（case coordination）的角色，并非只在提供就业服务时写转介信，“比如有医务社工跟进个案的健康情况，ICCMW（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处理高风险的情绪困扰问题等，我们做个案管理就是和不同的专业合作，有一些个案的自杀危机也是我们先发现的。”
阿兰举例曾在一天中需要陪伴不同受助者去葬礼、写法庭求情信和到精神病院，“去那么多地方，当中仍未有一个个案带去劳工处。因为我们的角色是同行者，真的是在处理‘死人塌楼’的问题，不能只带个案到劳工处。可能受助人正处于极度哀伤，需要多做两三次家访，等对方情绪稳定，最后才能帮他们找工作。”
政策缺乏配套 难振长者就业率
近日调高长者综援年龄门槛的争议，更进一步引发前线支援人员的忧虑。陈虹秀认为，提升综援受助人的就业率，关键在于如何让雇主接纳年长或健康欠佳的求职者，以及政策有相应配套，否则仅仅调高长者综援年龄门槛，IEAPS亦难以帮他们投入劳动市场。她举例指出：“有个案患僵直性脊椎炎，没发病时如常人般可以工作，一发作时则极端痛苦，连离家买食物也办不到。由于个案并非时刻发病，不会被评为健康欠佳，但IEAPS却未必能帮助他找到工作。”
她续指，“劳工保险也令雇主不敢请年龄逾60岁的人，万一他们有工伤，雇主便担心下一年的保费会增加。”陈虹秀强调，需有政策配套才能提升残疾、年长或健康欠佳者的就业机会，像台湾的鼓励残疾人士就业政策，便以就业配额制规定当地公司须聘用一定比例的残疾人士，又会要求竞投政府项目的公司聘用残疾人士，但香港则欠缺相关政策。
事实上，日本及韩国也有相关法规，保障高龄长者的就业，前者设有“高龄者雇用安定法”，被雇用中的中高龄员工获保障能工作至65岁；韩国有“高龄者就业促进法”，规定300人以上的公司的高龄者聘用比率。陈虹秀说：“政府可有带头聘请这些60岁人士？就算雇主很想聘用他们，政府也没有配套。”
阿轩指，现时政府主要透过雇员再培训局的课程，帮助不同人士转行或学习新技能，但即使有数百个课程可供选择，实际只有三类课程在受训后，可以从事相关行业，分别是保安、家务助理和护理员，不过这些工作却不适合60岁或以上人士，“像护理员，若你已年过50岁才入行，做两年扶抱病人动作后，自己也很大机会受伤。家务助理最多也只是接散工，但别人也会担心你这样的年纪，会容易受伤或弄坏东西。保安却是工时长，基本上也是12个小时一更。”
其他像花店、美容、发型等课程，它们只像兴趣班，学员读毕后根本难以入行。他透露，曾有位59岁的受助者去当保安员，但入职一星期便不做了，因为不能接受12个小时坐着看保安荧幕，“他们根本就没有选择，不是不想再就业。”
豁免要求僵化 扼杀受助人发挥技能
在现时规定下，综援受助人若要毋须强制参与IEAPS，需要达到一定的每月工作时数及收入标准，工时方面，15至59岁的失业综援申请人为120小时，60至64岁的失业人士为60小时，最年幼子女年龄介乎12至14岁的综援单亲家长和儿童照顾者为32小时。
陈虹秀表示，曾有一位约50岁的男士具教兴趣班技能，且在最低工资下符合豁免IEAPS的工资要求，但工时却未达标，结果要改做120小时全职清洁工。“本来这个案可以利用自己的技能，做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又可以贡献社会，但就要满足那时数要求，这些例子听到就觉得很荒谬，这样的制度目的是什么？是逼人工作？被时数规限？确保每个人有需要工作？还是工作可以让人感觉到自己是有尊严的？”她认为，IEAPS除了需要恒常化外，也应该重新检视工时及工资要求的规限，才能帮到有需要的人。
综援受助人重投就业市场，固然有助他们自力更生，但实行多年的IEAPS制度却未能以人为本，仅仅以量为先，忽略了受助人难以就业的复杂因素，令计划成效不彰。政府应该重新定位IEAPS，放弃单纯以就业为指标，改采人性化支援辅导，才能真正协助综援受助人摆脱人生困局。
上文节录自第149期《香港01》周报（2019年2月11日）《强制综援个案求职 帮他还是打击他？》。
相关文章：【综援】强迫揾工不求职就扣钱 健全者失业只因懒散？【综援】制度“算死草”入医院需扣钱 近乎无积蓄才合资格申领【综援】金额不足应付衣食住行 私楼租户逾六成超租津【综援】残疾人士无法独立申领 豁免计算入息造成多劳少得【综援】数据反映切实需求 张超雄：养懒人只是想像出来而非真实
浏览更多周报文章︰【01周报专页】《香港01》周报于各大书报摊、OK便利店及Vango便利店有售。你亦可按此订阅周报，阅读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