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不足】新加坡设海外医生执业豁免名单 在香港不可行？
根据医委会公布的海外医生执业试合格率，近五年来“专业知识试”的合格率长期维持在11%至28%，而自1996年实行至今，最高的合格率亦只有36%（2013年，见下表）。本地医科生执业试合格率则有八至九成。反对放宽海外医生来港的人士常诉诸于口的一大理由是，若降低门槛，将有大量内地医生涌港，影响本港医疗质素。从官方统计数字来看，海外医生执业试中内地医生合格率确实低于整体水平，再加上内地报考人数多，有机会拖低了海外医生执业试整体合格率。
根据食物及卫生局2017年回复医学界立法会议员陈沛然的资料，2012至2016年应考海外医生执业试第一部分的“专业知识试”，欧美国家应考人数四百多人，平均合格率约40%，同期内地考生逾八百人，平均合格率只有约15%；“医学英语技能水平试”，欧美国家考生合格率达百分之一百，内地与台湾考生则是五成至九成合格；“临床试”方面，欧美国家有一半考生合格，内地生只有约三成。（见下表）
对于香港的海外医生执业试被指内容涵盖范围太广太深，与现实需要有距离，陈沛然则不以为然。他认为，现时海外医生执业试有高透明度，亦会向考生提供以往的模拟题目，而且本地医科生亦要考毕业试，就如海外医生考执业试一样，加上普通诊所要接触不同病人，故有需要认识其他病症。他强调，执业试并非过于困难，“以往我们考医生都是这样考上去，考试困难、申请繁复根本不是理由。”
内地考生拉低合格率
医学界论政组织“杏林觉醒”成员黄任匡也表示，香港制定海外医生执业试合理，就如部分国家亦有自己的执业试，若香港医生想前往执业也要考试，不能要求考核本地医科生内外全科知识，但海外执业试却只考单一专科知识。黄任匡不认同现时海外执业试门槛太高，直指欧美国家的考生有四至六成合格，合格率不算低，反而是近年过多内地医生报考，拉低整体的合格率。
陈沛然提出类似疑问：“执业试为谁放宽？”陈沛然曾撰文统计2012至2016年间的八次执业试，共有845名内地考生，是欧美国家的一倍，但他们的平均合格率只有15.7%。他说，过了执业试便可公开行医，故必须以考试来确定医生具基本的执业水平，保证香港医疗质素。
如果放宽海外医生执业会导致本港医疗水平下降，也许没有市民希望承受这样的代价。然而，海外医生的能力是否只能靠执业试判断？合格率高低是否直接反映他们的工作实力高低？ 认可机制又是否可行？
新加坡甄选海外医生的渠道不是执业试，而是订立认可院校或医疗机构名单，当中就包括数家内地顶级医学院。事实上，检讨海外医生来港执业机制，目的无非是为解决本港医生不足的局面，执业试与认可名单做法都是甄选的方式，未必与医疗质素是否下降关连，真正影响医疗质素的，是在各种甄选方式中是否能够有效把关。
输入更多海外医生的选项，只能作为其中一个渠道解决医生人手荒的问题，虽然并非灵丹妙药，但亦不能避而不谈，即使海外医生争议大，各方又如何达成共识，理清出一个可行方案至为重要。
难以制定“豁免名单”
由执业试存在意义、内地考生合格率低讨论到香港能否跟随新加坡采取弹性方式吸纳医生，而非强制性考执业试，陈沛然与黄任匡除了从专业角度解释，还不约而同提出了另一大因素——政治现实。陈沛然认为：“新加坡是国家，可自行制定政策。香港是一个地区，难以做到国家层面的规划。”他反问，若要制定“院校豁免名单”，香港是否能够跟随新加坡，不承认大部分内地院校的资格，只承认其中八间？
陈沛然又认为，院校质素难以计量及厘定，不能单以“QS世界大学排名”这类排名作为标准。他补充，吸纳海外医生是新加坡的国家政策，有国家级机构派员考察海外院校的质素，而香港只是一个特别行政区，难像新加坡般以国家名义与其他海外院校签定协议，或派人到院校了解其质素。他形容香港处于“被动”状态，只能尽量在不同范畴自行处理，因此他坚持划一的海外医生执业试是理想做法。
黄任匡则表示，如果仿效新加坡就海外医生设立“豁免高质素院校名单”，能够吸纳高质素的医生来，他并不反对，但质疑香港若在“豁免名单”上拒绝内地院校，“在政治上是否正确”。他形容香港是一个政治化的地方，若在立法会或行政会议讨论时，必定有政治考量的成分，令事情变得过于复杂。
黄任匡补充即使放宽海外执业试门槛，亦会衍生内地医生如何衔接香港医疗制度问题，甚至可能增加医疗事故的风险，“究竟是想要有质素的医生，还是要够人数的医生？香港人又能否接受？”他强调，若要维护市民的健康，绝不能“将货就价”，而最公平、客观、简单的方法就是考试。
对于豁免部分考试，如医学英语考试是否可行。陈沛然反问如何去判断哪些属不必要部分。黄任匡认为，香港的医疗训练制度和全世界大部分医疗文献均是采用英文，故需有相当的医学语言能力，才能与其他医疗人员沟通。他甚至提出海外医生执业试应该要考核广东话能力，确保考生能够与病人沟通，否则消耗多余的人力作翻译，也是造成负面生产力。
部分医生担心影响利益
医生若与病人“同声同气”，当然有助于判断病情。公务员事务局前局长、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名誉教授王永平主张以“港人专医”方式增加海外医生，即吸引移民海外港人及其第二代回港担任专科医生，以求打破医生不足的困局。王永平理解医学界的顾虑，但他亦直言，医学界反对放宽输入海外医生执业门槛，是有部分医生担心引入竞争，影响既得利益。
他指出，医委会现时利用执业试划一标准，从该会角度来看可以能保障海外医生质素，但这种做法对执业多年的海外医生必定造成障碍。王永平笑言：“我即使有港大教授资格，可以教公共行政，但自己若要重考高中试也未必合格。”他补充，考虑吸纳海外医生措施时应设身处地，倘若在海外事业有成的专科医生，为何要重新报考一般医生的考试，“又唔系绝望到要返香港揾工做”。
而香港能否自设“豁免名单”方面，王永平亦独排众议，认为正因香港实施“一国两制”，港府有权制订维护港人利益的政策，以符合香港医疗水平。他举例说，香港由东南亚各地输入家庭佣工，亦有权拒绝从内地输入；港府出辣招遏止炒风，内地人买楼需缴付更多税项等。他忆述回归后参与是否输入内地佣工的讨论，政府当时认为放宽或会造成更多家庭问题，故维持现行制度。这些例子在在显示港府有权因应自身情况，制订适合政策。
回到最基本的问题，为何需要输入更多海外医生？王永平指出，香港医生不足是客观事实，即使本地医学院每年均有医科毕业生，但数目有限，难纾缓公立医疗系统的压力。
除了讨论放宽海外医生来港执业，面对本港医护人手不足，医管局有何对策？请继续阅读：【医生不足】人手短缺未来十年仍严重 解决医生荒有何方法？
上文节录自第140期《香港01》周报（2018年12月3日）《考试与豁免之间 引入医生解荒 有没有第三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