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习特会】中美专家谈贸易战:北京需表现更平凡
作为2018年国际舞台上最后一个“大场合”,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G20峰会牵动着全世界的目光,峰会期间决定中美两大国关系的“习特会”尤为引人关注。围绕习特会与中美关系的话题,《香港01》记者访问了美国前副国务卿、基辛格智库事务所副主席霍马茨(Robert D. Hormats)、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以及澳门大学全球与公共事务研究所所长王建伟。撰文:杨语涛
此次G20习特会之后,中美能否突破此前的僵局?
王建伟:贸易战不是令两国关系紧张的最关键问题,现在要防范的是由于两国关系下滑导致的地缘政治冲突。如果中美关系继续这样演变下去,新冷战甚至是局部热战真的有可能发生,而这些情况都不符合双方利益。特朗普其实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据传他曾经对国安顾问博尔顿(John Bolton)说:“你知道我们的区别吗?你喜欢战争而我不喜欢。”当然真伪无法考证,不过当中美分歧面临失控时,美国也会采取正面行动。
比如,在中美关系紧张加剧的时候,双方的国防部长在新加坡会晤了。前一段时间,因为美国制裁中国军方,导致双方军事演习中断,但很快也恢复了。中美之间停止了将近一年的外交安全对话也得以重启,紧接着特朗普和习近平通了电话。这些转折都很有戏剧性,中美关系可以用峰回路转来形容,这次两国元首G20峰会的会晤也是一样。
王建伟:回到贸易问题上面,持续了半年多,效果并不像特朗普想像的那么好。双方经济都有损失,中国也未被打到趴下。虽然特朗普嘴上说还要继续加征关税,但这种长久的消耗没有哪个国家的体制可以承受。而且,美国有选举周期,这意味着美国的领导人难以制定长远的规划。
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特朗普团队差不多要到明年下半年才开始筹备总统大选,所以这段期间是中美关系的视窗期,也给中美关系的改善带来了更大可能性,因为美国不需要为了政治原因突出对华强硬。所有这些因素叠加,让中美透过G20峰会改善关系的可能性加大。
时殷弘:这次习特会是不是取得了基本的协定,需要至少一周、一个月甚至三个月后方可判断。注意是“基本协定”,并非诸如“中国从美国进口多少黄豆、多少医疗器械”此类小协议。
习特二人会面后中美达成的结果,可谓两国当下能达到的最大协议,也即贸易战“暂停一半”。什么叫“暂停一半”?就是一方面,中美“无限期暂停”对互相进口产品加征高关税;另一方面,即美国对华高技术发展和高技术贸易的封锁限制变得愈发严厉广泛,这在很长时间里都不可能改变。
中美关系目前的症结究竟是什么?
时殷弘:特朗普要求过于严苛。第一,中国政府必须停止所谓的“盗窃”美国智慧财产权;第二,中国政府必须停止强迫在华美资转让技术;第三,中国政府必须停止给予中国国企种种特惠,特别是像石油等行业的国有大公司,必须停止对其发放巨量补贴。
中国本来准备做的让步、可以许诺的让步,特朗普认为不可接受——11月1日习近平与特朗普通话后,副总理刘鹤也与美国财长努钦(Steven Mnuchin)通了电话,没过几天中国就向美国提交了一份包含142项内容的“优惠清单”,但特朗普一再表示对这份清单不满意,没有涉及他的核心要求。
时殷弘:事实上,中国已做了能够做出的实质让步。从贸易战正式开打,到11月1日的习特通话之前,中方的态度是可以恢复贸易谈判,但美国必须平等待我,且要讲诚信,但美国都没有做到。可是,中国仍然愿意谈判,还安排了首脑通话,这是第一种让步。
第二种让步是,中国的态度一直是先恢复谈判,才能谈出相互之间怎么让步,但在习特通话、刘鹤与努钦通话之后没几天,中国就提出142项“优惠清单”,这已经是“空前让步”了,但特朗普认为不可接受。当然,中国政府接下来或许会调整发展模式、产业政策。但是特朗普要强迫中国签订“城下之盟”(forced agreement),从目前来看,可能性并不大。
Hormats:多年来,美国认为中国加入国际经济秩序会引发中国的内部改变,在经济上能变成真正意义的市场经济导向社会,在社会制度方面也会变得与西方国家更接近。
但现在,美国人发现这个想法太过天真。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会让中国在制度上靠近西方,相反,中国始终坚持保持自己的中国特色。
针对目前中美之间的问题,我认为关键之处是美国不能用冷战思维看待中国,甚至遏制中国,因为美国无法压制中国的发展。就观察所得,中国在面对压力的情况下依然会以较快速度发展。美国需要找到一种全新的方式与中国相处。尽管特朗普说,“贸易战很容易胜利”,然而回顾历史我们都知道,贸易战不可能有赢家。
王建伟:不必回避的一点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美国在某些方面对中国有特殊待遇。但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崛起,很多美国人认为不能继续这样下去,因为经济实力的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当初中国国内讨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有反对声音认为加入WTO将摧毁中国的市场和工业。但事实证明,加入WTO对中国的发展有好处,这些反对声音有些过虑。现在的情况有点类似,中国在经济上的做法有很多方面也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
姑且不论过去谁占谁的便宜,现在的情况是,如果不加以改革,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很难长期维持。这样其实能倒逼中国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若想改变目前的困局,中美双方需要付出怎样的努力?
王建伟: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要注意内政对外交的影响。中国愈来愈接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应为其他国家提供一个不同的选择,西方则解读成中国要取代美国。主观上说,中国当然没有这样的企图,也再三否认。但还是引起了美国的焦虑,这也是两国关系下滑的基本原因。
改革开放之初,西方世界很欢迎中国国内改革开放,所以愿意在很多方面给中国特殊待遇。但是现在,中国内政对外交的加分作用已不像过去那般明显,甚至起了反作用。
王建伟:其实,这里有一个两难的问题,中国需要在宣传方面对内提振信心,从国内治理的角度也有这样的需要。但其对内提振信心的方式,却在国际上引起了焦虑。中国发展到现在的经济体量,需要开始考虑内政的外溢效应。
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应该保持平常的心态,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中国也没有必要这样做。现在中国基本上已经很强大了,所以在宣传上没有必要过度强调。强大的时候表现平凡的一面,才能让国际社会更容易在心理上接受一个崛起的中国。所以,如何把握国内国外两个大局,使其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抵消,便显得非常关键。
Hormats:我认为中美主要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三方面:一是在智慧财产权保护方面,应该进行持续性的工作组级别会议,商谈具体问题如何解决。不是要求中国在法律体系上妥协,而是增加透明度;二是关于彼此贸易投资的问题,中美两大国一定要避免保护主义;三是中美两国需要各层级的交流互动,包括前政府官员的对话与沟通、各省州长、市长层级的交流,这些都有助加强相互理解。
以我的观察,在美国,哪怕是对中国看法最负面的美国人,他们也没有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中国。换句话说,这些负面的看法并非是将中国当成苏联。美国人长期以来坚持认为,只有西方民主制度才能带来繁荣发展,但中国政府在某些方面(例如应急、救灾等)表现出了比美国政府更优秀的一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冲击着美国人的认知,需要花时间去消化。我不认为这是意识形态分歧,这仅仅是两国关于何种方式才是更好的治理方式的争论。
上文刊载于第140期《香港01》周报(2018年12月3日)《中美专家齐谈贸易战 最好结果“半暂停” 北京需表现更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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