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族裔．二】学习中文起点不同 教学模式须不断调整
上文提到，尼泊尔裔的Nisha 和Rabina （化名）在前少数族裔“指定学校”就读中小学，中小学的中文课程欠缺衔接，中学学的中文比小学程度更浅，到中学毕业后，二人愈来愈少要用到中文的机会，到出来社会后，其中文程度仍限制她们找工作的机会，也影响她们实践理想的出路。教育局早年推出“中国语文课程第二语言学习架构”协助非华语学生学好中文，从“指定学校”到“学习架构”，非华语学生学中文的教与学是否更有系统、更容易？从前的指定学校有何措施帮助他们有效学中文？
香港道教联合会云泉学校曾是“指定学校”，校方自2002/03学年起招收非华语学生，起初只有两班一、二年级非华语学生，后来渐渐增加至全校约八成学生为非华语学生，教师亦累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
任教非华语中文课程超过十五年的该校课程发展主任梁慧贤表示，学校以往招收非华语学生的经验及收生人数，相当影响学校能否提供足够支援。她认为，学校应否使用自设教材，还是由教育局统筹设定一套第二语言教材，值得深思，当中应参考学校以往招收非华语生的经验及每年收生人数。
“我们已经吸收了十多年经验，建立课程框架。对于近年才开始招收非华语学生，或是招收少量非华语学生的学校来说，若要自行制作教材，是一件很吃力的事。”自2013年起，云泉学校获邀加入教育局的“专业发展学校计划”，通过共同备课、观课等，跟其他学校分享教材设计、教学模式及调适方法。
教师须训练学生不同层次的语言能力，但不少学校仍停留在词汇建构及认字阶段。在云泉学校任教非华语学生约十年的中文科主任余德光指出，学习中文的过程多从字词入手，然后到句子、段落，再延伸到篇章，一、二年级集中识字及字词结构。“华语生一出生就听广东话，接触中文，但非华语生有别。起步点不同，差几年已经相差很远。在家中有支援，也有很大区别。”
梁慧贤表示，教授部分非华语学生是从“零”开始，而且偏重“图像化”教学。“教字词要花很多时间，老师花费不少时间心思去想如何演绎字词，也会特别设计教材。”她举例说，老师把多年的教学词汇集成两本《中文小百科》，把常用字词按专题分类，并在词语上加入图画，让他们在写作时更容易找到适当的词语，同时也会收集学生的“心理词汇”，把他们想学的字词放进去。
梁慧贤指出，起初学校的非华语学生较少，校方曾参考坊间的教材，但觉得不适合程度较低、甚至未学过中文的非华语学生。“当时真的要自己落手落脚去‘砌’一个课程出来，甚至剪裁教材、重新设计，课程难免较浅。”她说现时学校差不多有八成的非华语学生在港出生，也读过本地的幼稚园，中文水平较高，故教材会渗入更多主流课程。
现阶段没有人能够提出一套适合所有学校的标准课程，或编写出一套适合所有非华语学生的标准教材，学校的校情千差万别，校本调适还是必须。
教育局实行“针对非华语小学生中文学习的校本支援计划”，按学校的客观条件及实际需要，为学校开发非华语学生的中文学习发展框架，协助开发合适的课程模式、教学材料及评估机制等，并建立学校之间的协作平台。
过去三年负责此计划的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教授陈瑞端对《香港01》说：“现阶段没有人能够提出一套适合所有学校的标准课程，或编写出一套适合所有非华语学生的标准教材。学校的校情千差万别，校本调适还是必须。”
就陈瑞端观课所见，每所学校的本地生和非华语学生比例不一，有的八九成是非华语学生，有的全校加起来不足十个非华语学生，有的每级仅一两个。教学时以本地生的水平为主要考虑因素，还是以非华语学生为主，着实影响课程规划。学校要考虑应对特定班级时，中文应作为母语学习，还是视为第二语言学习。
陈瑞端指出，不同学校的资源条件有别，校长的教育理念也不尽相同，有些相信非华语学生应多与本地生接触，认为对学习有正面作用；有些则认为集中向非华语学生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教学会更见成效。“因此，有些学校有抽离班，有些没有。有些提供课后学习支援，有些没有……这些都是教师在处理非华语学生学习问题时需考虑的因素。部分问题可以通过教材来解决，例如教材的内容编写能采用第二语言学习的角度，针对能力差异，提供不同程度的练习等，这些都会对课堂教学有帮助。”
生活中取材 以说带写助建信心
教学的另一个难题是，主流的中文课程把中国文化和道德观捆绑教授，涉及的已不单是日常应用语文。课程发展议会曾于2008年推出《中国语文课程补充指引（非华语学生）》，提出落实中国语文课程的原则、策略和建议。文件指出中文课的学习内容，包括阅读、写作、聆听、说话、文学、中华文化、品德情意、思维及语文自学等九个学习范畴的知识、能力、兴趣、态度和习惯。这些学习范畴，是语文学习的一体多面，相互依存。
若是单把课程如教育局的课程架构所指分拆成“小步子”学习成果，欠缺教师的教学调适，还是会影响学习中文的成效。余德光解释，基于生活经验不同，讲解课文前还要靠网上资源补足，才有助更深入理解内容。“比如说我们有一篇课文说‘包粽子’，上课时我们未必可以包给同学看，但我们会找一些影片给他们看，让他们知道粽子是什么样子、有什么馅料，让他们知道是什么一回事。”
余德光举例说，有一课有关“饮茶”，说到“吃点心”，“我们带学生参观饮食文化展览，让他们认识中国饮茶习惯，教学时也要想想如何渗入不同的生活经验。”
当天余德光让记者观课，课堂上同学先阅读课文，再分组讨论，汇报后回家写作。分组学习的模式并不限于教授非华语学生的课程，但这种让同学互相讨论的方式，正是练习中文的机会。
余德光说，这种以说带写的练习，同时可以让组内能力较强的学生“以强带弱”，汇报时共同分享，也是让同学们建立信心的方法。
从同学回答问题的过程看到，他们的答案夹杂着口语及书面语，有时说“他”，有时说“佢”；有学生说“畀佢一个盒子”，香港人说的是广东话，写的是白话书面语，这也是另一个学习难关。
在课堂上，余德光会用口语覆述答案，让学生牢牢记住。但在家中，非华语学生或会不记得字词的读音，家长又无法帮助子女温习。学校特意在默书纸加上QR code，让他们扫描条码便知道读音及解释。
梁慧贤表示，很多人以为非华语小朋友学中文，偏重认字及字词结构，但校方认为可以加入自学元素，除了校本教材外，学校也善用图书教学，更设网上版本。“比如让他们阅读图书，先透过看封面猜猜内容说什么，再让他们看目录、做预测，用‘六何法’猜想内容说什么，最后总结学了什么，他们也可做到。”
云泉学校从前是招收较多少数族裔的“指定学校”，故在教学设计方面相对有经验。陈瑞端指出，有些问题不能通过教材去解决，例如教师能否掌握母语教学与第二语言教学的原理，教师是否了解口语教学与书面语教学如何互补，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师资培训来解决。例如大部分学校用粤语作为中文科的教学语言，如何由粤语口语过渡到书面白话文，很多老师都未能驾驭。
欠系统教材 教师授课无所适从
事实上，政府当初设计这个“第二语言学习架构”的目标，是希望非华语学生能尽早融入主流中文课堂，政府曾承诺每隔三年检视成效，现时已推行约四年多，记者曾向教育局查询其检讨进度及报告，惟教育局回复，当局会持续收集一系列数据，并就支援服务作出客观及全面的评估，以及按需要完善个别措施。局方未有正面回应检讨的进度。香港融乐会及立法会议员向当局查询时，亦只得到类似答复。
小朋友用这个第二语言的“学习架构”，是不是真的可以有效学习中文呢？和主流的程度是否相若呢？我们仍存有疑问。
香港融乐会一直倡议政府设计一套真正适合少数族裔学习中文的第二语言课程，总干事张凤美表示，该会已倡议十多年，但政府只推出相关架构，而不是一个课程。
“教育局觉得第二语言是一个较为浅易的课程，没有从学习方法着手，这让人感到无奈。融乐会觉得‘学习架构’是基于一个中文作为母语的进程去做，我们看不到学习第二语言的出发点。小朋友用这个‘学习架构’，是不是真的可以有效学习中文呢？和主流的程度是否相若呢？我们有疑问。”
张凤美认为，“学习架构”缺乏清晰和具体的教学目标和评估标准，以及没有较具系统的教材和师资培训，往往令教师无所适从，难以拿捏课程调适的方向和方法。“比如从小学一年级起已有这个架构，若有阶段性的目标，到了小学三年级，中文程度该如何？架构方面也应有一些支援，让学生衔接主流中文班。政府每年的拨款已由2亿加到2.5亿元，我们也很想知道成效如何。”
今年5月，融乐会推出《香港少数族裔学生的中文学与教——全面评鉴2006-2016》，综合了学者建议的中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策略及教学方法，包括全语文教学、浸入式教学、鹰架式教学等多种方法，倡议教育局设立清晰和具前瞻性的以中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政策。
第二语言教学不只确立阶段性的目标及设立课程，教学方法尤其重要。上述教学方法中，全语文教学着重具意义的表达和理解，口语和书面语并重，使用大量生活化的阅读和写作学习语文。此教学法则强调合作学习及学生自主，容许学生以各种形式沟通和解决问题。浸入式教学法的特点是把外语和学科教学相结合，教师不但用第二语言教授第二语言，而且用第二语言讲授部分学科内容，如体育、视觉艺术、音乐等。
报告指出，这些教学和支援策略需要更广泛地在取录少数族裔的主流学校应用，以进一步分析其效用和限制。故融乐会认为教育局须更积极地跟进和整合与中文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有关的研究，让各持份者进一步了解现时未能确定效用或应用方法的教学策略和措施。
少数族裔能否学好中文，除了教育制度及课程设计外，也受其他因素影响，但提供良好的教学条件，不应只靠学术界及个别学校和前线教师的努力。
Nisha提到，她也有来自韩国的朋友，在中学时中文水平比她低，但现时比她优秀，会话方面更相当流利。因为对方在升读大学后，有感不用中文或会遭同学排挤，故尽量用中文和本地学生沟通，因此会话能力一直进步。
Nisha回想，当初应该努力要求自己尽量多用中文。然而，她觉得读写方面的能力要精进，还是得从学校建立。她说，本来期待升读副学士后，可以和本地同学一起上课，会结交到很多华裔朋友，但副学士课程中逾百位同学，只有约三位愿意用英文和她沟通，其余的同学也甚少和她交流。
Nisha说：“可能因为个性关系，过去的经历令我觉得自己不被接纳，更使我对于学好中文没有动力。在香港，即使不懂中文，总可以用英文与人沟通，很多非华语学生难有学好中文的动机。”
Rabina透露，和她同届毕业的中学同班同学当中，20个女生中约有15个在教育界当老师或是补习老师，不少同学因为找不到其他工作而入行。
上文节录自第137期《香港01》周报（2018年11月12日）《少数族裔上流拦路虎 中文？“听说读写”皆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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