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垃圾】由清理到减废 香港的废物政策成功吗？
9月台风山竹吹袭，大众才恍然大悟，原来香港海洋垃圾的问题如斯严重。这也怪不得市民，因市民假日常去的，是由康文署负责清理的公众泳滩，管理得比较好，故看不到那些位处较偏远且垃圾遍布的海岸。就像去长洲东湾泳滩，有救生员的区域是异常干净，但只要你走远一点，恍似划了条隐形界线，界线以外都是垃圾。上一篇文章，我们谈了海洋垃圾从何来，这一篇，我们来谈香港的减废政策。
台风来海洋垃圾也冲来
踏在看似干净的沙滩上，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海洋保育经理杨松颖突然俯身抓起一把沙子。胶粒渗在沙子里头，它们像沙子般大小，正因为小小的，才不那么让人或海洋生物察觉，却默默地、慢慢地伤害着我们的大自然。除了那些微胶粒，还有无穷无尽的胶饮管和胶袋也留下大大小小不同的齿印—那是鱼或海龟咬噬的痕迹。
一场台风将海洋垃圾问题暴露无遗，多处海滩、离岛无一不受影响。有市民利用网上社交平台组织义工活动，组团到不同地区清理海洋垃圾。来港二十年的法国人Maamar平常也会组织马湾居民到不同泳滩清理垃圾，因海洋垃圾不是风灾后独有的景象。对于执拾海洋垃圾，他自有一套做法：“我们先用耙翻一翻沙子，执起可见的垃圾，再用筛筛走微胶粒。我们平日在杂货店买到的黑胶袋太薄太容易烂掉，政府的比较厚，所以我们会问政府拿。”不过，他也坦言清理垃圾实际对海洋垃圾的问题没帮助：“我们不是在解决问题。”因为清理不过是清除掉面前的脏，垃圾背后的源头却没有解决。
“很多人说有不少简体字标签的垃圾冲来香港，的确是有的，但更多的是来自本地的垃圾。”Maamar说他分得清简体中文与繁体中文，从袋上的字体便可分出来源。部分人坚信垃圾是来自外地，正如Maamar常常亲眼看到有钓鱼人士在石缝间遗下啤酒罐，上前交涉却不得要领，“那些人总说：‘不是我的，是别人抛下的。’”否定自己的责任，不正视问题的根本，只会令问题愈滚愈大。
源头减废，谁的责任？
环保团体调查香港的海洋垃圾问题，结果或有出入，唯一相同的是，塑胶在不同调查中均“榜上有名”，且在多个调查中均属数量最多的垃圾种类。近年，不少连锁快餐店及咖啡店开始推行“走塑”计划，有的提倡“走饮管”，有的外卖餐具收费。而“绿惜地球”在净滩行动中亦拾到一个印有“No Deposit, No Return”（毋须按樽，毋须退樽）字句的胶樽，估计是1978年生产的。四十年过去，胶樽丝毫无损，足见唯有正确的回收，塑胶才有循环再造的可能。
2016年，香港每日弃置158公吨的PET胶，PET胶主要用作制造饮料胶樽，158公吨，即是约600万个胶樽没有经过任何回收程序，全数送至堆填区。我们在便利店买一支饮料不过是30秒的事情，但胶樽分解却要用上四五百年的时间。每天600万个胶樽，要经过多少年月才能一一分解？
政府的环保政策是逼住做，当时不少人认为（垃圾）可运到东南亚国家，岂料其他地区也效法中国内地（禁收）。
港府明年上半年将完成塑胶容器生产者责任制的研究，而环保署本月中亦会向立法会提交俗称“垃圾征费”的《都市固体废物收费条例草案》。香港浸会大学生物系教授黄焕忠用“逼住做”来形容近年港府的环保政策，先有内地的绿篱行动，停收洋垃圾，“当时不少人认为（垃圾）可运到东南亚国家，岂料其他地区也效法中国内地（禁收）。”泰国计划2021年前停止进口外国塑胶垃圾；越南因为港口充斥装满洋垃圾的货柜，在今年6月宣布在四个月内停止就纸类、塑胶等废料批出进口许可；而马来西亚也有类似的限制进口废料措施。
正因各国收紧废料进口，香港必须加快脚步推行更周全的废物处理政策。“香港实在蹉跎了很多年月，如果怕过不到立法会便拖延（提新措施），要等做好100%（的准备工作）才去做垃圾征费，这是不可能的。”
减废是否成功视乎回收链是否完整
《施政报告》中提到，在2019/20年度增拨三至四亿元加强推展垃圾减废措施，包括推出“逆向自动售卖机先导计划”，市民可将空胶樽放入特定售卖机，换取金钱回赠。与杨松颖谈起这项计划，他一句道出现实：“不能只有一部机就当解决了问题，要处理的是整条回收链。”整条回收链，由减废、回收、重造，缺一不可。而问题便在于香港的回收业向来被视为是低增值产业，且在政府不介入市场的背景下，生存空间便更为狭窄。特别需留意的是塑胶，其回收价格容易浮动，且运输成本相对地高，所以回收率一直比其他物料低。
“政府支持回收业，企业也要负上责任。全港生产了那么多胶樽，一定要有相对的比例去帮助（回收业）。现在回收桶里什么都有，这会令回收公司的成本增加—要资源去分类，如买多几部分拣机。这个分类废料的过程会令商人却步。故此，除了政府要给多些资源回收商，还要教育市民如何分类回收。”
一直以来，“经济诱因”被视为是鼓励市民参与回收的不二法门。在其他国家，透过这项计划回收率更可高达九成半。假设这项计划在香港同样大受市民欢迎，但香港的塑胶回收业又是否可承受得起呢？这张“亮丽”的成绩表，最后会否变成回收业的负累？
香港废塑料协会副会长黄颕灏表示，香港现时每天平均处理150至200吨胶樽，即使“按樽机”推出后，相信目前的回收厂足够处理。另外，他亦提到目前胶樽回收的成本有相当一部分是运输物流，因胶樽体积较大，而目前的收集点较为分散，故需更多车队收集及运送。但假如“按樽机”的回收点集中，且胶樽量足够多，便可大大缩减运输成本。
除了“按樽机”之外，他亦提到饮品包装的问题。塑胶大致可分为七类，回收商必须在进行回收再造时先把塑胶分类，而一支饮品可能在招纸、樽盖、樽身均采用不同的塑胶物料，大大增加了分类所需的人手及资源。他提到假如饮品生产商愿意统一或采用更有利于回收的包装物料，那么便能更有效地回收，“这关乎生产商在源头生产的时候，有没有循着循环经济的思维去思考—生产一件物件前会考虑用完后如何循环再造。”
观乎港府频频放风的塑胶容器生产者责任制，及拟定的垃圾征费计划，两者均希望由源头堵截废物。然而，2012年实施的胶袋征费也是希望借由金钱作诱因，减低市民的使用量，但有数据显示，政策实施后，胶袋的进口量不跌反升，故此，未来将推行的征费或生产者责任制要面对的是，如何令生产者承担起处理他们自身生产废物的责任，而不是仅仅向市民征费，却忽视废物的处理。
身为环境咨询委员会成员之一的黄焕忠也提到对香港目前所推行的废物政策的感想：“香港是差了一点。”他特别点名胶袋征费，指现时的政策是让零售市场收回消费者的费用，换言之，征费的“费”是取之消费者而不是胶袋的生产商，另外，费用亦只是让零售商得益，并没有用于废弃胶袋的处理。
那么，如何才称得上是一个可取的生产者责任制呢？黄焕忠解释，废料处置工作的开支必须由消费者及生产商共同承担，既可遏止生产、使用过量，又有助回收工作—即使废料最后因种种原因不能成功回收，也可用作废料弃置堆填区的成本。
早前，欧盟通过禁止所有成员国使用包括饮管丶即弃餐具等所有一次性塑胶产品；上周在峇里举行的国际性峰会，有多达250个政府丶零售商丶生产商及回收业界签署《全球新塑胶经济承诺》，承诺将淘汰塑胶包装，以可重用的物料取代。当国际日渐提升对塑胶制品的关注，并切实许下承诺时，假若我们继续无视来自海洋的求救讯号，我们的下一代便再也看不见“海洋的蓝”。与Maamar走过每一个他清理过的沙滩，听他说最初来港的缘由，以至在香港生活的趣事，那些都是促使他热心参与环保工作的理由：“因为你把这里当成家，你不会在家乱抛垃圾，这是很理所当然的，不是吗？”
上文节录自第136期《香港01》周报（2018年11月5日）《废物政策欠妥善 净滩净海无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