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礼人生．一】现代人的哀悼日记 三场葬礼带走的是……
1977年，罗兰巴特记下对刚逝世母亲的追忆。后来这些秘密的文字成为《哀悼日记》。母亲过身约两年，罗兰巴特的悲伤来回往返，直到他被货车撞倒，死于肺部并发症，葬在母亲墓旁：“有人说：时间可以使丧伤平复─不对，时间不能让它消散，只是让丧伤的激动过去罢了。”丧亲，意味着一切的关系终止，生人在死亡河旁眷恋流泪，余生把石子掷下，却永远无法把翻动的河流填成陆地。香港早在20年前发展哀伤辅导，直到今日，个案多得需要轮候，却一直未获政府资助，而且因为资源问题一直变动与萎缩。我们真的相信所有事都能让时间冲淡一切吗？（为尊重受访者意愿，个案名字为化名）图：高仲明 鸣谢：赆明会此乃〈现代人的哀悼日记〉专题之一
影响一生的三场葬礼
弟弟今年五岁，还是个喜欢笑与怪叫的年纪。这天放学，清茹在家里远远便听见儿子在走廊上一路奔跑过来，啪哒、啪哒的小脚步声，铁闸一开，弟弟便马上脱了鞋，与九岁的哥哥冲前拥抱难得中午放假在家的妈妈。他们待妈妈清茹热情得像小狗，常常抚慰了这三年来她独力照顾家庭的辛劳与空虚。
弟弟说，哥哥像爸爸，他拿出爸爸的照片，相片里一脸慈爱的爸爸抱着他们，正温柔地微笑着。“哥哥同爸爸都戴眼镜。”弟弟说，那时一家四口放假在家，爸爸陪他从沙发上‘瀡’滑梯一样滑到地下来，又陪他玩飞机。当时，他只得两岁，但爸爸的脸至今仍然深印在弟弟的脑海。他记得爸爸对他们很好，好锡他们两兄弟和妈妈，想念他的时候，他和哥哥会祈祷，跟天父呼喊爸爸的名字。
三年前的团年夜，哥哥和弟弟在半梦半醒间被叫到医院，去看突然住进深切治疗部隔离病房的爸爸。这时爸爸睡在病床，脸容死灰，形如枯槁。在弟弟仅有的回忆里，在医院里的爸爸和平时不一样，一双眼陷了下去，不再对他笑，唤他细佬，头发变得好少好少。两兄弟站在玻璃前看见爸爸，他和他们隔得好远好远。
最后爸爸神奇地撑过30多天，在农历新年的前一星期走了。他是流感变种过身的，病情严重且特殊，医管局向公众交代病情变化，于是爸爸之死成为新闻，在电视上播，也在报纸上写。三年多后的今日，清茹还留着当年的报章，文章的标题写着流感变种使年轻的38岁男病人死亡，但放大的却是恶菌在显微镜下的图片，它们像缤纷的气球，茫然地把一条人命吊起，叫患者命悬一线。
很明显，爸爸在社会的眼内只是那场流感里一个变种的个案。他死后，哥哥的幼稚园里甚至站满记者，为了独家消息，他们一直逼学校交出哥哥的身份。学校里人心惶惶，家长群里也散布猜疑，深怕他们的小孩被感染。没有一个人关心这个刚丧夫的女子，也没有人包容这两个刚刚失去爸爸的孩子。
那时，哥哥五岁，弟弟只是两岁半。
第一场葬礼：爷爷仙游了，妈妈住进精神病院
然而，清茹参加过不止一场葬礼。
在她16岁的那年，妈妈突然到自修室把她带回家，要她明早陪她到广州参加爷爷的丧礼。那是清茹第一次见到棺材里穿着寿衣、四肢僵硬的尸体。道士在灵堂上穿黄袍打斋与破地狱。在一颗年轻的心里，爷爷过身无疑令她感到伤感，但现实的丧礼既怪诞又无聊，唯独她的母亲在丧礼上哭得比谁都大声。
回港后，妈妈甚至变得紧张兮兮，频频说见到死去的爷爷躲在她的床下，后来又演化成见到四方鬼神，惶惶不可终日，最后妈妈独个跑到青松观求助，里面的道士说他们实在帮不了她，叫她去旁边的青山医院看病。
清茹诉说，“20年前精神科制度仍然很幼嫩。我看着妈妈被当成了重症病人，绑住手脚，被强制服药。药吃了之后她再无记性，变得呆呆滞滞，我们去探她，她说她在这里像坐监一样，医院把她困住，护士拿电枪电她，叫我们快点带她走。但妈妈住了医院整整一年多，医生才说情况稳定了，叫爸爸和舅父签纸让她出院。”
出院后，清茹的妈妈病情反复，一天，香港悬挂八号风球，妈妈的药刚好吃完，精神情况变差，一直说屋里有鬼，把家里红色的东西全部扔掉，又把照片里自己的头剪下来。清茹知道妈妈接下来会独自出门到阿姨的家里去，于是，在天光前，她就一直睡在妈妈的房门外，如果她一开门，就拦住她。
“我没想到她还有别的‘出口’。”清茹说。
那天早上，她与阿姨已经约好要陪妈妈去看医生。她见房里没有动静，梳洗过后，到巴士站接阿姨，和阿姨回到楼下，却已经见到人们热闹地围观着什么，回家后发现家门前站了几个警察。“妈妈的房门反锁着，警察破门而入，好不容易门开了，里面一切如常，只是妈妈不见了，一扇窗开着，外面风雨刮了进来。”清茹看见窗边都是雨水，当下什么都明白了。
那年，清茹刚好考大学，忙着读书。妈妈患病，精神不佳，家里少了女主人，不免混乱，家务需由几兄妹和嫲嫲打理。生在一个缺乏社区支援的城市，当时只得十多岁的她如大部分疲惫的照顾者一样会偷偷地想，如果妈妈不在了或者大家都能轻松点。
“然而，这个想法只是一闪而过，很快我又告诉自己，妈妈一定要活着，就算她不是正常的妈妈，至少有她在，我的人生中还有妈妈。”清茹续说：“但是另一方面，我一直不觉得妈妈的角色很重要，因为她病得太久了，直到她真的走了，我才知道家里不能没有她。”
我告诉自己，要活在清澈的水里，把一切处理好，那样才可以去照顾身边的人。丧亲的痛苦不应是负累，我不可以因此而拖垮了人生。
母亲离世以后，从事运输、传统而严肃的父亲无法从悲痛中适应过来，他益发沉默寡言，思想负面，和家里三个小孩都无法沟通，一言不和，只好打闹。妹妹在那年刚好升上中一，认识了坏份子，常常不回家；大哥见到家里变成这样，也决心逃避，到外面独立生活。清茹的舅父直到今日还是充满愧疚，觉得当年若他没有在青山的出院文件上签名，可能现在仍然能见到活着的姐姐，跟她谈上几句体己话，“后来，舅母的妹妹被送到精神科，舅父却怎样都不愿意给她签纸出院，因为他无法再承受亲人因同样原因过身。”
她说，那是一段悲痛的回忆，他们一家人的心或多或少都随母亲的去世而穿了洞，然而，大家都没有意识去修补。当时社会上，几乎没有人认为丧亲是什么大事，需要去做心理辅导，她也没想到爷爷的葬礼，会令母亲病发，随后自杀。
第二场葬礼：妈妈不见了，三兄妹都没有流泪
但清茹在家里却不时回想母亲葬礼上那些破地狱的人，他们在火堆前跳舞，打转，砸破砖块，转身又木无表情地打斋念经。她一直以为时间能冲淡一切，后来却发现如果没有人在中间重新扣连一个家庭，不幸便会一直在孩子的人生里延续开去。
“母亲走了，我们的家就像解体了一样，大家再也不懂得珍惜对方，往后几十年各自住在自己的世界里，悲哀而疏离地生活。”那年大学放榜，清茹选了离家最远的香港大学，开学就搬进宿舍，一住就是三年。
大学的时候，她以为新的生活要来了，便把心力投放到课本里去，以为只要找东西占据自己的生活，就能忘记发生过的事，填补内心的空洞。直到一年母亲节，她在宿舍如常温习，不知为什么一直流眼泪，想起舅母在丧礼上问她，为什么死了妈妈，他们三兄妹却没有流过眼泪。
其实，她内疚自己没有好好照顾妹妹，又因为母亲是被精神病带走，大人都教他们如果有人问起，就说妈妈是病死的，所以清茹一直无法找人倾诉。成人全都认为死亡是可怖的，于是学会美化死亡，让内心少一点悲痛。
直到她遇见宿舍里负责心理辅导的舍监，才把妈妈的故事说出来。舍监跟清茹说，她是一条活在肮脏不堪的鱼缸里的鱼，缸里其他的鱼都快死了，除非她能跳到旁边清澈的鱼缸里，把自己养壮，否则，不但没法跳回去救其他鱼，连她自己都会死。在往后的人生里，她一直记住那缸鱼的比喻。“我告诉自己，要活在清澈的水里，把一切处理好，那样才可以去照顾身边的人。丧亲的痛苦不应是负累，我不可以因此而拖垮了人生。”
《哀悼日记》如此写道：“丧伤（忧郁）不是一种病，既非病，他们指望我如何治愈？回到什么状态？什么生活？服丧要努力的，应是通往它而重生，不再是一个平凡的人，而是一个更道德，更有价值的人，不仅是服了丧而已。”
往后的日子，她开始会梦见妈妈。她问妈妈：“你去了哪里，为什么这段日子都没有见到你？”梦里，母亲气色饱满红润，神志清醒，她说去了旅行，现在回来了，转身便到厨房的冰箱找东西，说要煮东西给他们几兄妹吃。清茹在梦里醒来，隐隐约约觉得母亲在她身边。
大学毕业那一年，只有嫲嫲参加她的毕业礼。清茹说，一个70岁的阿婆，在妈妈过身后一直边做清洁边代替妈妈照顾他们。平日病了也上班的老人，这天却向公司请了假，一个人从新界老远地走了出城，去到人生路不熟的红磡体育馆，看孙女的毕业礼。
“我同阿嫲讲毕业礼会好闷，但嫲嫲坚持，她说一定要陪我，一定要来。那一天，其实嫲嫲都不知自己做了什么。在礼堂上坐了大半日，听了一个下午的掌声，只为陪我过我的毕业礼。”
毕业后，她在微生物药厂找到工作，负责卖药，她能干坚毅，做事拼命，得到老板赏识，20多岁时她认识了丈夫，他们30岁结婚，生下了两个可爱的男孩。婚姻到了第七个年头，她成为公司的区域经理，派驻广州，孩子只得几岁，她事业心重，觉得要让一家人都活在清澈的水里，于是雇来两个工人姐姐照顾家庭，自己却长年在内地跑生意，天天穿州过省。那年冬天，她和丈夫难得一起参加了公司的员工旅行，在日本回来，丈夫发烧，去诊所看病，她回到苏州工作。他在电话里说自己好点了，叫她别担心。
但很快她又收到丈夫的电话，气若游丝地说他进了医院，叫她快点回香港来。
当时正值岁晚，很快便农历新年。外面普天同庆，但我一个人在医院，心里惨戚。我叫亲人带两个仔去玩，去过节日。之后买一部录音机，录下亲友的鼓励说话，放在他的枕边，叫丈夫快点醒来。
“如果不是发生大事，他是不会叫我回去的。后来他又说，法国医院不肯收他，要他去伊利沙伯医院。我知道私家医院平日不会拒收症，只有那个病人实在太严重，院方无法处理，才会拒收，于是当下我知道，老公好严重。”她找到老板，说丈夫病重，她急需回香港一趟。“老板一听，立即替我改机票，他跟我讲：‘公司没有你，好快会找到一个代替你的人，但如果家庭的岗位没有你，是无法再找人去代替的。’于是我跳上车，从苏州到上海转飞机，在车上，我一直流泪，我人生里从没试过这样无助。到了上海，那天刚好是冬至，人人赶回家团年，飞机满座，公司很辛苦替我找到机位，结果我花了七小时才回到香港。”
去到医院，已是晚上九点，医生一见到她，就说病人的情况没救了，叫她做好心理准备。到了凌晨十二时，医生又说病人肺衰竭，要进行人工肺手术；手术过后，医生说病人心停了，再做人工心手术。
“那时我只想见他一面，打从我回来后都未听过他的声音，他不可以就这样走。我跟医生说，请想办法让我见他一面。”她独自在医院守候到清晨五时多，医生又说丈夫的心不跳了，节哀顺变吧。她于是把两个儿子叫醒，带来医院看丈夫最后一面。“后来我妹妹、哥哥和爸爸都来了，他们叫我也做检查，怕丈夫把恶菌传染给我。我去了急症室，医生为我照肺，发现我的肺都有花，马上把我隔离开来。我心里好震撼，刚刚死了老公，却又被关进隔离病房，不让我见两个仔。”后来在隔离病房，医生告诉她，丈夫的心抢救成功，再次跳动了，她觉得既然上天没有带走他，他就一定可以出院。
证实未被感染后，她在家与医院间往返，打点完两个孩子的事就守在医院，想办法救老公。“当时正值岁晚，很快便农历新年。外面普天同庆，但我一个人在医院，心里惨戚。我叫亲人带两个仔去玩，去过节日。之后买一部录音机，录下亲友的鼓励说话，放在他的枕边，叫丈夫快点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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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34期《香港01》周报（2018年10月22日）《现代人的哀悼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