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研究经费申请被拒　无线充电之父：那是廿年来最好的计划

自2009/10学年起，教资会每年为大学拨备5,000万元经常补助金，供大学发展知识转移，因应通胀作调整后，2016至2019三年期内教资会每年会有6,250万元拨款，因应每所大学的整体补助金及研究资助款额而定：在2017/18学年，八间资助院校分别获得约110万至1,588万元拨款，大学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一）会议论文；（二）杂志期刊；（三）学术书籍、专题论文及章节；（四）创意及文学作品、顾问报告及个案研究；（五）专利权、许可证协议、知识产权及注册公司，当中最后两项与商品化有关。自2009/10学年起，研究成果总数维持在约2.5万项，以会议论文及杂志期刊为主，每年均占逾六成，有关商品化的研究成果则相形见绌，每年仅约1,000项，占不足5%，显示香港的论文数量多，但无法成为研究应用及商品化的基础，能切实地让自己的科研成果落地的并不多。

【专访】无线充电之父叹科究经费难觅：政府制度僵化令人大跌眼镜

无可否认，知识转移所讲求的，是将高等院校的知识转化成在社会可用的技术、专业知识及技能，从而为经济及民生带来益处。因此知识转移本应包括各式各样的活动，并不亚于将研究成果商品化。本港大学各有角色、宗旨与长短，没有单一的知识转移模式适用于所有大学。但如前文所提，香港的科研力量集中在大学，因此大学研究成果如何转化为商品，将成为本地创科发展的关键。面对着本地知识转移、研究成果商品化乏力的困局，香港大学电机电子工程系讲座教授许树源认为，除了政府没有政策采用本地科研发展产品外，关键更是离不开钱。“香港虽有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但不是给普通市民，你根本没钱打官司。”他万般无奈道出事实，即使是院校名下的公司也无一幸免。

他忆述，多年前学校附属公司与一所上市公司签约，授权他们采用大学的技术，但后来上市公司说产品与大学并无关系，那时大家才如梦初醒，大学不会用教资会的经费打官司，需要私人股东自行筹钱，“苹果可以告三星侵权，律师费要‘亿亿声’，他们有资源打官司。附属公司有漏洞在于，香港的大学根本没有资源打官司，大学高层也不会有此决心，赢了他们没好处，但输了便要负责。”对研究者而言，一切成果也得来不易，“但大学（附属）公司只有upside（好处）没有downside（坏处），有什么事也不会出来保护你的知识产权。”

邓蕴美的初创公司ConvenientPower向城大购得无线充电技术授权，令许树源的无线充电技术不再停留在实验室。那么成立公司、与商业世界尽早接轨，是否代表科研可加快落地？许树源不假思索地说未必，他观察到在香港，一所公司成功与否，“天时、地利、人和”说来老土，却千真万确：“我们有好的产品，也要有好的市场。有时本地即使试验结果良好，但政府仍不敢使用小公司的技术。”他解释，若公司的技术及财政出现问题，政府便难以继续采用，不少官员宁愿找大机构，有事便由他们负责。

为支持及推动香港的学术研究，政府于2009年拨款180亿元成立基金，其中40亿元研究基金的投资收入用于资助研资局的“主题研究计划”，包含“促进健康”、“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加强香港作为地区及国际商业中心的策略地位”及“促进对香港起重要作用的新兴研究及创新项目”四个主题，让各院校进行较长期、在策略上有利于香港的发展主题研究。每个项目为期五年，资助金额上限为7,500万元，平均每年资助五个计划。

他今年再次申请“主题研究计划”，却未能再下一城。他语带失落地说：“这是我在港20年来最好的计划书，可将无线充电技术推到更新的境界，我相信可在海外拿接近一亿元或以上经费，但香港（的制度）限制我们不能申请那么大笔钱，但教资会投放的钱有限。”

做科研最重要是人及创意 没有意念便什么也试不到 并非靠一个建筑、请一群人回来壮大架构

许树源发现，今年有两个项目与健康医疗有关，“我明白，如果要选择，我一定会支持一个可以治疗癌症、与切身（健康）有关项目，但变相非医疗项目的机会变少。”记者翻查研资局网站，自2011年推出“主题研究计划”迄今已踏入第八轮，每轮最少有两个医疗项目入选，占全部项目近半。许树源强调并非质疑委员会的决定，归根究柢是本港推动科研的资金微不足道，僧多粥少，“如每年由五个（名额）变成十个，我们便有机会做想做的事。”

虽然项目质素不能单以成功申请经费与否，以及金额多寡去定断，但与其他相似经济体相比，政府研究拨款不足是不争的事实，获资助单位众多，以致好项目未能申请或资助不足的批评也不绝于耳。他批评，港府未善用库房盈余及利用大学国际化优势，提供更好的大学环境，使香港成为教育枢纽（education hub）。他曾就无线充电技术项目申请经费，仅获约50万元，但韩国却数以亿元计，笑言常被外国同事取笑：“外国资金大到一个地步，令技术变成国际标准水平。将基本研究到应用研究的距离缩窄，工业界可很快投放资金，变成产品或技术，但50万元可做什么？”

政府于去年《施政报告》提出增拨研究资源为八大重点之一，并提出数项措施，包括为大学研究基金预留不少于100亿元，惟教资会专责小组于7月方完成中期咨询工作，距离完成检讨、资金到位仍遥不可及。他慨叹，政府倚赖金融及卖地，“香港是城市政府的心态，中央政府要求香港做科研，但没有政策配合。你拨那么多钱做科学园、做建筑，但做科研最重要是人及创意，没有意念便什么也试不到，并非靠一个建筑、请一群人回来壮大架构。”

现时许树源在英国伦敦帝国学院担任讲座教授，今个暑假在香港及伦敦两地兼顾教学及研究。岁月催人，不少教授受退休年龄拘囿，许树源也不例外，他明言不会坐以待毙，为了尽早开展研究，会选择将项目概念转移与海外大学合作，让他们为项目申请经费。“我还有七年便退休，不会等教资会给钱，也不能没钱便坐着干等，只可将项目转移出去，外国研究员与香港团队也有份参与。若与外国研究员合作，换来知识产权外移，这是因为我们没钱。”如果能解决政治官员及初创企业之间的矛盾，香港的科研成就绝不亚于此，“但这个结很难解开。”他无奈地说。

上文节录自第130期《香港01》周报（2018年9月17日）《本地经费难觅　研究难以容身　无线充电之父：科研最重要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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