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儿服务短缺30年无寸进 陈婉娴提三大解决方案
要争取女性权益，很容易被人批评是“女性霸权”，今年陈婉娴获委任为妇女事务委员会主席，除了要回应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问题，她不满过政府过去不正视在职妇女的托儿困难，过去30年几无寸进，促进政府将托儿名额作入规划指标、纳入卖地条款及活用社区资源，释放50多万潜在妇女劳动力，既维护女权，亦有利家庭及社会发展。
陈婉娴已年届71岁，退出立法会议事堂后，依然活跃，每天忙得团团转，在政治、劳工、土地规划等方面发声。今年初，她获委任为妇女事务委员会主席，委员会列明的使命是“促使女性在生活各方面充分获得应有的地位、权利及机会”，从提供有利环境、增强妇女能力和公众教育三方面着力。她就走访18区区议会收集意见，与其说陈婉娴“重出江湖”推动妇女权益，其实更像回到从政的起点。
女性劳动参与率持续低迷
她年轻时卖布，见证不少女人因担心怀孕而被炒，于是用布束肚，掩饰日渐隆起的肚皮，加上1960年代没有产假，分娩基本上无薪，她于是投身工联会女工工作委员会，希望借此为女性发声。现在，怀孕妇女受到法例保障，不用担心因而失去工作，亦不用再以布缠肚，本港亦有了侍产假、分娩假，但陈婉娴认为，现今妇女却陷入另一困境，生活仿佛较以往更艰难。
1960年代，穷人多，租金、生活费用却不太高，经常是丈夫打工便能养活一家，太太可以专心打理家务兼照顾子女。陈婉娴忆述，小时候家住湾仔利东街，她们一家就单靠父亲一份粮生活，后来父亲突然离世，母亲便托邻居代为照顾子女，出外谋生养家，“寡母婆养大五个人，她晚年在亲友处亦很有地位”。她的母亲并非特例，她见街口那糖水档老板亦如此挨大一家人，但时至今日，基层家庭若单靠一份人工，是否能支撑一家生活，实成疑问。
一份人工难以养起一头家，双职家庭自然应运而生。去年政府统计处公布，2017年中人口约738万，当中女性占约399万人，而男性及女性劳动人口，分别约199万人及约192万人，劳动人口参与率为68.6%及54.8%。对照大部分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女性劳动人口参与率，均达到60%至70%，连传统侧重男主外女主内的日本，其女性劳动人口参与率亦有63.4%，而其他西方国家例如美国有67.6%、加拿大是74.3%，北欧国家如瑞典更达77.9%、瑞士77.2%，挪威亦有75.9%。
为何本地妇女劳动人口参与率长期低迷？参考统计处2016年资料，再对比不同年龄组别的劳动人口参与率走势，可见由15至19岁到20至24岁两个年龄组别的男女性劳动人口参与率大致相若，而25至29岁组别就成为分水岭，女性劳动人口参与率较男性低于9个百分点，到30至34岁组别时，男女性劳动人口参与率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前者达96%，后者只有74.9%，而且两者的差距在60至65岁组别之后才见收窄。
对照本港女性初婚年龄中位数是29.4岁，首次生育中位数是31.4岁，反映结婚与生育直接影响女性劳动人口参与率。另一方面，细看从未结婚的女性数字，由15至19岁组别到50至54岁年龄组别，其劳动人口参与率均与男性相若，当中25至29岁到45至49岁期间的劳动人口参与率达到九成。
托儿服务30年无甚进步
生育对女性劳动人口参与率影响尤深，陈婉娴归咎于托儿服务在过去30年，根本没多少进步，遑论跟上时代步伐，以致政府曾经推算的约50万潜在妇女劳动力，仍然未能有效释放而投入职场。30年前，她在工会工作时，见到女工友要在上班前，将子女带到亲友家中，善用午饭时间去买𩠌，下班时拿着一袋袋𩠌，急急脚走去接小朋友，再赶回家煮饭，每天如是，挨得一脸倦容。她万料不到30年后的今天，在职妈妈依然如此。
截至去年底，社会福利署透过资助非政府机构提供多元化的幼儿照顾服务，包括资助独立幼儿中心名额738个、附设于幼儿园的资助幼儿中心名额6,071个、暂托幼儿服务名额434个、延长时间服务名额2,254个及邻里支援幼儿照顾计划名额954个。而按区议会分区及机构划分的课余托管服务名额共5,658个，而豁免全费名额有1,783个；当中以沙田区的名额最多，有631个，豁免全费名额亦有155.5个；名额最少的是中西区，只有99个，豁免全费名额仅32个。
鉴于现时幼儿照顾服务供不应求，政府已计划由2018至2019年度起分阶段在北区、观塘区、葵青区和沙田区额外提供合共约300个资助独立幼儿中心名额，亦计划按地区需求分阶段推出3,800个额外的延长服务时间服务名额。另外，政府鼓励非政府机构在“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别计划”下设立幼儿中心，并探讨以先导形式为将军澳拟建政府办公大楼的员工，提供100个由非政府机构管理的幼儿照顾服务名额。
纾缓托儿压力三大方法
政府有增加托儿服务，但仍然不足够，陈婉娴指问题缠绕数十年，仍然未明显改善，全因政府不肯面对，仅每年增加小量托儿名额，没有从规划准则处入手。她建议在《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中列明，每几万人要有多少个托儿服务名额，这才是长治久安之法。至于托儿服务欠缺土地，她建议政府在卖地条款订定日后该处提供的托儿服务名额，若私人地产商愿意遵行，卖地价格可以酌量调低。她还构思第三个方法是推动中产家庭与公屋基层家庭互补，例如十多年前，观塘顺天邨的家庭主妇，为邻近警察宿舍的家庭照顾小朋友，帮补家计。
除了托儿问题，另一阻碍女性重投职场的原因是本港的长工时。瑞银（UBS）2016年检视全球71个城市15个工种，发现全球每周平均工时为36.23小时，本港工时冠绝全球，高达每周50.11小时，远高于日本东京的39.5小时，对照普遍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的北欧国家，芬兰赫尔辛基是31.9小时，丹麦哥本哈根是32.63小时。
因此，陈婉娴认为，即使本港标准工时立法遥遥无期，政府仍需着力研究推动弹性上班时间，甚至放宽育有幼儿的女性员工可以在家工作。她解释：“有些托儿服务到傍晚六时完结，在职妈妈很多时仍未放工，难道要小朋友在街上流连吗？如果可以让在职妈妈或爸爸弹性上班，然后早点下班接小朋友回家，问题就解决了。”
上文节录自第128期《香港01》周报（2018年9月10日）《 释放潜在妇女劳动力 陈婉娴促政府优先增托儿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