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居时代．二】分享的不只房子 社会房屋共享计划注入服务元素
2017年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社联）营运的“社会房屋共享计划”上路，开启香港官民合作打造共居的第一步。只是在居住问题敏感的香港，社会房屋共享计划能带来什么? 而这样的合作模式能否复制更有效率的解决香港居住问题？玖楼已不再只是一个社会企业，一群年轻人透过改造居住环境，提升人生黄金岁月的生活品质，也正在一点点改善台湾畸形的租屋市场，正如团队提倡“房子是租来的，但生活不是”。政府提供闲置空间，增添更多居住模式，也为住宅实验提供场所。但相比空屋率高、居住环境宽敞的台湾，住屋问题严重的香港，能够成功复制“玖楼”经验吗？
根据台湾内政部营建署的资料，2016年台湾的空置率为10.22%，这也是当初玖楼发展的契机，将许多长辈手中的空房释出给年轻人，意外地达成一种“世代共荣”；相比之下，香港的空置率仅3.7%（见表一）。此外，居住空间的狭窄，也让“共居”的概念在香港“水土不服”。
香港的居住环境比台湾更严峻，但玖楼创办人之一柯伯麟仍旧看到发展的可能性。柯伯麟认为，以他们的考察经验来看，香港可开拓另外一种机会。他说：“香港要作为一个长久适宜居住的地方，标准到底在哪，我们可以先去设定出来。”他提到，香港虽然开始慢慢孕育co-living的品牌，但要怎么打造一个适合的共居环境仍需要讨论。
玖楼的理念和成功的运营模式，与正在摸索社会住宅方向的新北市政府一拍即合，计划因而获得广大回响。对于在香港开启共居计划，柯伯麟表示，香港现在有许多由NGO经营的社会性房屋，尝试推出一个共居模式。因为共居可以“最小化自己的私人空间、放大公共空间”，让大家交流合作，这是香港的社会房屋可以尝试的方向。
柯伯麟也特别提及2012年由社会企业“要有光”试办的光房计划，透过良心业主、社会企业、政府合作，打造共居空间，让弱势家庭、单亲家庭在光房的三年间学习自立自强，“毕业”后带着有所提升的生活能力到其他地方去。
“光房计划”成为香港共居模式的经典案例，在实验的短短五年间，惠及550人，创造100个单位的共居空间，八成的住客因能提升租金负担能力而离开。社联也从光房计划汲取经验，开创出社会房屋共享计划，并将光房计划“不止提供住宿环境，更要提升他们生活能力”的人本精神融入其中。
“社会房屋共享计划”在2017年开始，愿景是三年内提供500个单位给已轮候公屋超过三年的低收入家庭，开启港府、房产业主、社会服务组织三方合作的先例，截至7月28日社联已开放152个可住的单位，并有113户入住。这些单位来自市区重建局、地产商及个别业主，由社联担任中介平台，再分给合资格的服务机构营运。
“我们绝对不是只提供四块墙的房屋而已。”社联社会房屋共享计划项目总监何俊杰表示，既然是社会服务就要有服务的元素，其一是合理的租金，其二是完善的社工服务，共居的最终目的是要提供可负担的房屋，并打造守望相助的社区，期望这些住户居住期间能逐渐提升经济能力。
“有些住户搬进去后很兴奋，因为窗户能看见海。长期住在㓥房而患有抑郁症的人来到共享房屋，情况都有好转。”何俊杰开心地分享，而社联也与香港理工大学的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合作，就社会共享房屋对居民的身心状况、社会影响力作分析评估。
从香港和台湾的经验观察，何俊杰认为，“台湾的住房问题比较像是租屋空置的问题，台湾没有公屋，但是香港政府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兴建很多公屋，所以香港政府在房屋的角色相较台湾政府重很多。”因此，比起兴建公屋更富经验、更有系统的香港政府，正在摸索的台湾政府虽缺乏经验，却更具弹性。港府一直受到房屋政策无法满足住屋需求、效率低落的批评。何俊杰表示，“港府做那么多，却做不出任何东西，社会福利机构应该出来示范怎么做。”
何俊杰认为，许多社福机构有解决住房问题的经验，而由社会福利机构处理的好处是“不只是分配单位”，而且会建立关系，发展社区。对于社联来说，共居不只是一种发展社区概念、建立人际关系的包装，也是在接收状态不一的建筑物，重新规划分配，以容纳更多住户的一种务实的考量。
社联的房屋单位是由发展商及小业主提供的闲置空间，楼宇的状态不一。在香港法律针对住屋有采光、符合消防条例的要求下，为了更合理有效率运用各单位，社联在设计共居房屋时，也会打通间隔增加公共空间。此外，为了保障居住品质，除了不采用非法的㓥房单位，社联也参考公屋标准，订下人均最低居住面积75平方呎的准则。
甫上路一年的社会房屋共享计划，引发“良心㓥房”的质疑。外界认为，对香港的房屋问题来说，计划的时效性和规模仅属杯水车薪。何俊杰强调，这种由下而上、民间主导的官民合作模式是全新的，未来也希望这个三年先导计划能由政府出资，引入更多资源，但社会共享房屋计划已经踏出官民合作、共居房屋的第一步。
共居与㓥房的迷思
“在没有落实最小居住面积前，很难区分它是共居还是㓥房。”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副教授邱勇曾研究香港的㓥房问题，他认为在没有最小居住面积的保障前，共居无法避免被批评为良心㓥房、高级㓥房。即使社联带有服务社会目的，也因为香港没有对“㓥房”明确定义，而难以摆脱批评，“因为㓥房就是一个description，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没有标准。”
邱勇提到，现在港府多引用消防条例规管㓥房，在香港的纳米楼不断攀升、最小居住面积未定义前，应关注“共居”会否成为开发商合理化㓥房的借口（见表二）。他也提到，现在香港一些企业以“共居”为名，但私人的空间却仅有一个床位，这算不算是㓥房？共居成为新的居住形态，邱勇认为，政府应该制订一个标准规范居住质素。
共居与㓥房在香港被画上等号，反映香港人对居住环境问题、住房分配议题敏感；若在香港复制玖楼的官民合作模式，也会遇到“官商勾结”、优惠特定企业的质疑。因此，何俊杰认为，在香港发展共居模式，加入“民间组织”才能有更多可能。
何俊杰表示，既然民众对政府、开发商诸多不信任，质疑他们提出的计划，如果在这个合作模式加上“民间组织”，或会带来不同效果。他举例，在谈论土地问题时，民间常担心官商勾结。例如，港府提议填海造地，重新造的土地赚钱的，不会是基层民众。此外，要面对的核心议题是资源分配。有些私人发展商拥有农地，政府希望与发展商合作兴建公屋，但引致官商勾结的批评，民间团体主张政府循法律途径收回土地，惟各方难达成共识。
他认为在备受争议的土地分配议题方面，如有社会机构参与，或能缓解民间对“官商合作”的负面印象：“我想像在官商的合作中加入‘民’，以官商民的模式处理房屋问题，能否建立一种新的论述，打造民众也能接受的合作模式。”何俊杰建议，如果能有一个制度令服务团体、公益团体参与，或可减少批评的声音。
邱勇则表示，在香港这么小的地方，公私营合作模式产生不少问题。如果一个社会企业在某方面做得好，例如房屋问题，相关的题目都找这个社会企业参与。因此，香港的社会企业应做到分众化，找到各自适合的位置，才能确保没有群体被忽视，这也是社联在社会共享计划作为一个中介、审批平台的意义。
只是，目前带有公益性质的社会房屋共享计划中，青年并非服务的第一考量。何俊杰表示，社联正在规划屯门的三栋村屋，营造“青银共居”的环境是考虑的方向之一。
㓥房外的喘息空间
玖楼团队希望能与政府就闲置空间展开合作，何俊杰也提到去台湾考察时，看到台湾国营企业台湾电力公司与高雄市政府都市发展局合作，将闲置的台电宿舍重新装潢后出租给弱势团体。
邱勇也建议，香港政府有一些闲置的宿舍，例如水务署宿舍或学校宿舍，都可以交由拥有管理房屋经验的非营利机构管理，既不浪费资源，也能提供居住空间。立法会议员谢伟铨则结合即将来到的第二波“活化工厦”，同样希望透过官、商、民三方合作，以共居形式解决青年住房问题。
在香港，“共居”与“官商民合作”的全新模式正在酝酿中，也为香港居住问题提供新选择。共居期间，居民能在庞大生活压力下得到喘息的空间、扩大交友圈，在离开之后可带走一些什么？或许是更多的自信或更好的经济能力，这都是共居超越“提供可负担的居住空间”，并赋予一个社会更深刻的意义。
上文节录自第127期《香港01》周报（2018年9月3日）文章《港台青年共居时代 实践共享理念 官商之间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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