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铿锵集．二】以纪录片记录社运变迁 见证本土派成长历程
那个黑夜，小贩推着木头车，市民在旺角街头买小吃，这场面每逢新春如是，是一年中难得一见的夜市街头。以往一直拍摄新年景象的凯撒（黄家进），本来只是一如既往，带着相机到旺角记录小贩摆卖的一夜，万万也想不到，当晚竟演变成严重的警民冲突，更成为本土派的转捩点。当日彻夜留守现场的年轻摄影师，还有同是“90后社会纪实”成员的文豪（张展豪）。当晚警员向天鸣枪示警时，文豪正站在警员旁边，并按下相机的快门，记录了那一瞬间。那一夜，后来被主流媒体及政府形容为“暴动”，身在其中的文豪却认为，后来的冲突是那两枪带来的结果。二人希望透过相片，让大众有还原真相的空间，于2016年，自资出版摄影集《年初一纪事》，更于今年举办摄影展，以主流媒体以外的视角重组当晚现场。曾参与2012年国教风波绝食行动的凯撒，走在最前的方式已截然不同，不愿直接承认仍在参与社运的他，因为旺角一役，开始反思本土派的定位和抗争手法。他和文豪拍下纪录片《夏日纪事》，追踪梁天琦和游蕙祯参与立法会选举的过程，想拍下“年初一事件”后崛起的本土派改变社会的经历。摄影︰吴钟坤（此为年轻纪录片导演系列之二）
欲借拍片营造抗争气氛
然而，纪录片最后呈现的却是，年轻人经历选举及成为议员的洗礼后的改变。凯撒坦言，选举过后，那时其实不想做后期剪接。到2016年夏日结束，发生了宣誓风波，和他最初想拍下的原意已不同了，他也不知该如何剪接，或如何组织这件事。到最后，纪录片还是剪好了，二人近月一直在张罗社区放映及出席映后座谈。他们说，到了现在，纪录片有了另一层意义，在这个“一潭死水”的政治气氛下，希望纪录片可以去营造一种气氛。有一幕，游蕙祯在街头准备竞选活动，本来身穿短裤的她，直接把长裙套在身上，对着镜头问：“你真的拍摄着啊？”又有一幕，她指着镜头说：“谁说我将来一定会变刘慧卿，我见一次打一次。”另有一幕，她则充满傻气地唱歌，她又会毫无顾忌地讲粗口。这些率真的表现，是凯撒追踪式镜头下的片段。她走到哪里，他拍到哪里，没有预设的场面、设计的反应，他形容他们之间只是以朋友的方式相处。
这个“天真”的形象，和她在纪录片尾段时，认真沉稳地回顾这两年从政路上的所见所感，形成强烈对比。她诉说，有钱才会带来资源和人，然后才发展到你之后想做的事。有人说她变了，有人说她放弃了改变社会的理想。看到了这些不同，可能就是预告片中所说的“海阔天空的故事”。最初有没有想过藉纪录片来说故事？凯撒说要借他们来说话就不太好意思，他们也在承受这件事。
“有人说过这纪录片似是帮社运打气，因为现在的局面很沮丧。所以需要影片或是比较软性的东西，去带动他们的抗争情绪，我的立场是，我只是记录这件事。”他说道。他最初的构想只是单纯想记录他们走进议会改变社会的经历：“那时觉得，有一种气氛在伞后出来了，要带出‘需要抗争’或是‘勇武抗暴’的讯息。因为很多人会骂泛民或是觉得传统的方法不可行，但真的爆发了一场勇武抗争，效果却非如预料。那时就想拍一部纪录片，讲述2014年后他们会怎么想。”他说，纪录片本来想反思他们年初一所说的勇武抗争，是不是适合香港，勇武抗争之下得到的是什么。这是二人第一次拍摄剪辑的纪录片，虽说二人都是摄影师，起初却对拍片没什么概念，只是因为认识梁天琦、游蕙祯，有信心可以拍到好的片段。
没有其他人的协助，二人分工，一人拍一位，文豪还跟梁天琦一同去印度参加论坛，可是，梁天琦经历了确认书事件后未能参选，他这条线就如此断了。直到今年2月，他们再约梁天琦的“Plan B”梁颂恒和游蕙祯出来做访问，令纪录片可以完整一点。但梁天琦的命运同样令人感受到那种突然的转折。想令港人关注政治参与
文豪说，两年过后再放映纪录片，多了一重意义。“他们这群年轻人也成了‘政治犯’，梁天琦被判刑六年，游蕙祯在牢里过了一个月出来，梁颂恒仍背负着罪名。所以想透过这条片告诉别人，这群年轻‘政治犯’的经历和后果，尤其是这群走得最前线的年轻人。想告诉香港和外国人这回事，多了传讯的功能。”纪录片和相片不同，难以保持客观，二人不约而同地指，拍片比拍照困难，拍照是用一格去说故事，拍片是很多格的影像。“题材是客观的，比如拍摄梁天琦突然抽烟、讲粗口，都是真实的，没有经过彩排，但只要透过剪接，就会有主观的成分。”文豪坦承，自己是本土派，自然支持他们的立场。
他认为，现时政治上的气氛是“一潭死水”，“即使仍有人关心政治，但什么也做不到。旧有示威冲突的成本大了，那些郁闷、不满依然存在，没有发泄的途径，却也改变不了现实，唯有把它压下来，就看它何时爆煲。”他希望，纪录片能令香港人关心那些因参与政治而犯事的年轻人，也关注政治参与。被问到纪录片会否令观众对社会更绝望，文豪说，看一个悲剧的治疗效果比喜剧大，看悲剧会令人记着和情感更深厚。“看嘻嘻哈哈的，很快就会忘记了。悲剧牵动人的情绪较大，之后会形成一个机制，隔一段时间，会成为那个人的动力，明明在那个时空那回事是悲伤的，但是隔一段时间回望，那件事会成为心灵的支柱，令他继续向前，这是悲剧的效果。”现时纪录片仍只是在社区放映，没有放到商业院线，而除了在香港外，二人还远赴台湾放映。“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台湾人对香港的政治也关心，想他们了解我们的事。”凯撒说道。没有其他背景支持，搞放映也是有成本考虑的，他指若有其他地方肯播放，他们也会去放映。选择台湾是因为文豪在台湾成功大学毕业，对那边比较熟悉。
谈到台湾观众对于香港政治发展的认知，凯撒指从映后座谈得悉，有些人了解得很深入，有些人则很片面。
他引述台湾观众的说法：“有些台湾人在英殖时期曾讨厌香港人，觉得英文水平、金融等各方面也比他们好，现在风水轮流转，以前台湾比较专制，但‘九七’后，变了台湾较民主，香港落后了。他们有一种同理心，觉得和香港是命运共同体，也是‘被中国内地搞’。”
二人花在纪录片的时间心思不少，在座谈会听过观众的意见后，他们也再次修改纪录片内容，第一个版本本来是有较多的访谈内容，但观众反映指有点沉闷，他们便加入更多追踪二人时的真实反应，再去放映。
除了现时放映的90分钟版本，凯撒还剪辑了一个六小时的足本访谈版，当中涉及二人对政治、社会、教育等各方面的看法。
相信影像更能呈现情绪
凯撒说，自己偏向的拍摄手法，是出于对朋友的真切感情，交谈之中有真心话说出来，而不是有高低之分。“我不是导演，你不是受访者，当中没有大差距。”片中有一幕，梁天琦喝醉了，取了摄录机去拍文豪，这种场面未必会在主流见到。问到这样拍纪录片算不算参与社运的一种方式，凯撒反问：“呈现一件事是不是参与社运？你作为记者去报道这件事又算不算参加社运？这是很模糊的。”
近年来，多了年轻人拍摄和社运或是政治有关的纪录片，文豪说，不是该谈为何他们这么做，而是该问为何他们能做到。“因为拍摄的器材较方便，影像说故事较流行，年轻人想表达自己的想法，自然想到拍片。20年前可能想投稿，但现时包括新闻，对于影片的需求也比相片更高。”他坦言视美联社等战地记者为偶像，他们的一张相片胜过千言万语。但现时对于示威现场的报道，直播更有市场。“直播可能拍得很差，不讲求构图及美感，但市场需要即时了解真实的现场，这是传媒生态，也是为何拍片成为趋势。”问及用影片还是相片来传达讯息的效果较好，凯撒说，没有必然答案。“照片有局限性，无法记录别人的说话声音或表情变化，而影片可以呈现情绪或是语境。但影片也有局限，要用最适合传达讯息的媒介，所有方法都应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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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26期《香港01》周报（2018年8月27日）《记录真实的想像》专题中的〈记录社运变迁的90后：为本土派成长作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