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半年时间办两天墟市 繁琐程序下 什么令青年坚持搞墟八年？
近年，不同民间团体举办的墟市遍地开花，背后总会看到一批年轻“搞手”参与推动，他们没有经历过上一代人“上环大笪地”的街贩繁华景象，却对办墟市有种执着。推动区区有墟市，叫个口号容易，背后却要经过重重难关，花心思、花力气、花时间去和各部门协调，办一个一两天的墟市，动辄花上半年或以上的时间。上周，立法会就去年墟市事宜小组委员会的总结报告进行讨论，在政府总部外，撑基层墟市联盟的年轻人联同一群街坊请愿，再次要求政府进一步落实墟市政策，惟官员回应并未能聚焦团体的诉求。面对繁琐的官僚程序、诉求迟迟得不到回应，是什么支撑这班年轻人继续下去？墟市对他们的意义何在？
搞墟市面对的最大困难是政出多门，团体要在找到合适的地方后，自行寻找该土地的管理部门，可能是食环署、地政署、房屋署等，再到不同的部门了解申请的程序，在指定时间前申请相关牌照（主要为临时公众娱乐场所牌照和临时食物制造厂牌照），并取得区议会的支持，才能办成。
政府在立法会墟市事宜小组委员会工作完结后，初拟过一份申请指南，但实际只列出不同部门的申请程序，却没有解决权责不清、欠缺统筹部门及墟市专员的问题。区议会与房屋署的批核准则及权力也没有厘清，到头来申请过程还是欠透明度，申请需时长达数个月，甚至不时发生申请被拒也不交代原因的情形，现时要在屋邨办墟市还是十分困难。
令基层有盼望 生活另有想像
撑基层墟市联盟发言人赵羡婷在社工系毕业后，做过其他社会服务范畴的工作，2011年开始跟进墟市议题，一直致力推动墟市。社会大众由七年多前对墟市没什么概念，到现时有热烈诉求，她是其中一个重要推手。
赵羡婷最初推动墟市，是因为看到墟市为基层市民带来改变。“最初在东涌和街坊相处的时候，感受到他们的无力感。屋邨居民好像是‘上了楼’应该要安分，不应说太多区内的问题，但他们的处境明明是辛苦的。区内有很多问题，像物价高昂而致居民要跨区买𩠌、区内就业单一、交通成本高等，他们要取舍或牺牲才能生活。举办了墟市之后，发现他们有盼望，觉得自己原来有能力改变处境，能力感提高了。”
后来，她发现原来对于基层市民来说，墟市是他们的生活。“从天水围天光墟认识到墟市，后来继续在其他区了解情况，发现除了天光墟外，还有午夜墟，在这人口稠密的城市留一些喘息的空间给基层居民讨生活。但这些空间的档主也有很多艰难之处，例如他们常面对投诉、食环署人员会驱赶他们。”
长期在日趋一体化的商场中购物的赵羡婷，看到天光墟的景象后深受启发。“在天光墟里，一、两元也可以买到东西，那些货品还要是质量不太差的。居民的力量可以好强大，当时足有百多二百档，有卖鲩鱼、田鸡的，有剪头发的，有卖自己包的茶果的……这种由下而上去改变自己生活处境的方法，最适合他们。”
赵羡婷认为，墟市除了改变基层人士的经济面向，墟市中的人情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物件之间的关系，更为日常生活带来另一种想像。
和街坊同行 凝聚动力搞下去
在搞墟市的过程中，她累积了很多点滴，像是遇到“打风落雨”的日子，在逆境中和街坊相处的时刻。“搞墟市（与其他服务）不同的地方是，跟街坊同行的感觉很重，过往，街坊常常只是服务使用者，墟市却是我们一起创造出来的平台。”
搞墟市不同的地方是跟街坊同行的感觉很重。过往，街坊常常只是服务使用者，墟市却是我们一起创造出来的平台。
【区区有墟市．二】东涌物价交通费高 墟市能否和领展街市抗衡？
联盟成立以来，除了不定期在各区协助团体搞墟市外，也办了三次大型的香港墟市节，让更多人体验到墟市的价值。她看到这场运动渐渐有更多的人参与，有不同的团体陆续加入联盟，亦有很多人来趁墟，支持着她继续坚持搞墟市。
2016年，透过另一重要推手刘小丽，墟市议题得以成功引进议会，但其后刘小丽失去立法会议席，墟市事宜小组委员会的工作也在一年内完结，现时社会对墟市的讨论气氛表面看来也减退不少。赵羡婷却认为，当时议会讨论的是显见的效果，刘小丽的确能号召传媒，增加了议题的曝光率，在议会内也有权力去安排议程，要求政府交出相关文件等；但说到民众层面，累积多年后，公众对于墟市的诉求是愈来愈明显、愈来愈强烈的。
“从我开始接触街坊，一直到今天，发现其实有愈来愈多地区团体、NGO想自己的社区有墟市出现，可以是节日性的、长期的、生活面向解决日常所需的。”赵羡婷认为，虽然政府现时处理墟市政策仍较为被动，但相对当年的情景，已改进了不少。
深水埗见光墟可说是现时办得最有声有色的墟市之一。该区在经历数个团体数年来的试验及极力争取，以及和各个地区部门多次协商，解决部门之间的矛盾之后，不但成功办过数次的熟食墟，区议会也成立了专责的小组负责处理墟市事宜。现时在深水埗办墟相对其他地区而言，算是有一套约定俗成的流程。
在深水埗居住的青年冯家德，读书时已看到有很多熟食墟，喜欢逛墟市的他更曾在学校搞墟市。“我之前试过做兼职售货员，但每当客人问我货品的问题，我总是不懂得回答，因为价钱牌上面没有写。在天光墟、午夜墟、排档，档主却会跟你聊天，说到食物的来源、炮制食品的过程等，他们并不介意分享。售货员只跟你讲价钱然后收钱，对产品也没什么认识，很麻木。墟市就是有沟通，透过交易可以聊天，我觉得很值得推动。”
部门互相推搪 很辛苦很泄气
后来，冯家德到了马鞍山的非政府组织（NGO）工作，他像赵羡婷一样，被墟市里有人情味的交流吸引，于是在以往甚少有墟市出现的马鞍山搞墟。然而，不是每个地区都像深水埗一样，能够成功疏通流程。他在马鞍山的遭遇，与深水埗区当初面对的问题相类似，地区部门互相推搪的情形让他很泄气。“搞墟是有压力的，我们也不想得失街坊。最失落的是，部门本来口头告知我们打算批准申请，我们连宣传单张也出了，他们又再说不批准。”他的同事得知后更苦笑说不敢外出了，因为街坊都抱有期盼，花了七个月时间去筹办，最后才来说办不成，是很消耗人力物力的。
冯家德说，他们当时希望在屋邨的空地上办墟市，那是他们第二次搞墟，他们知道要向食环署就牌照申请交涉、取得警务处的不反对通知书、要环保署就噪音影响评估、向土地管理者房屋署申请，才能成功。“后来在向食环署及房屋署申请的过程中发现，食环署指是否批出牌照视乎房屋署是否批出申请，房屋署则指是否批出申请，要视乎食环署的牌照是否已获批，两个部门之间没有沟通，我们也尝试令他们沟通，得到房屋署口头批准。”
但部门间不一的口径，最终令他们无法在原先申办的地点搞墟。后来，他们询问是否需得到区议会支持才能搞墟，本来房屋署指示没需要，但食环署却以政府最新推出的申请指南列出需要过区议会一关为由，不批准牌照。马鞍山区议会没有像深水埗区般设有小组专责处理，若要放上两个月才开一次的大会上讨论议程，根本来不及在预定时间办成墟市。最后，他们重新选址，再申请一次，才终于办成。
“过程很消耗，很辛苦。但到墟期那天，真的成功有个墟，觉得是值得的。只是街坊又会问︰‘下次几时啊？’那时会心想︰又下次啊。又要再申请，要再跟这些部门交涉。实际上搞墟市不会赚到很多钱，经济上帮到他们（档主）的不多，但意义真的很大。”他直言。
在地区默默推动墟市的青年还有林炜豪，他小时候接触过小贩，后来读书时在关注综援检讨联盟（关综联）实习，跟进见光墟的议题，看到街坊除了买东西外，更多时是聊天，深刻感到这种关系难以在一般的商舖见到。现在天主教香港教区教区劳工牧民中心（港岛）工作的他，近年开始投入在港岛东区搞墟市。
难得街坊坚持 唯有屡败屡战
林炜豪曾尝试申请在柴湾的三个屋邨搞墟，填妥多份表格后，得到的回复均是屋邨管理咨询委员会不接纳申请，整个过程中他们无法参与讨论，否决的原因包括消防通道评估未达标、可能会带来品流复杂的外人而为居民带来不便，以及墟市跟屋邨的年度计划不配合。“虽然他们的回复如此，但我们不知道这些原因是否真确，而我们也没有渠道去回应他们的疑虑。”他形容搞墟是一个“屡败屡战的过程”，但街坊的坚持让他们继续走下去，“对流程的确无从入手，这不行那又不行，也是有无力感的。”
撑基层墟市联盟组织干事梁霆峰协助过不同地区组织搞墟市，虽然他只参与约一年，但认为这些经验改变了他对扶贫的想像。“起初我想得比较简单，墟市帮助到档主经济方面的收入，后来做下去才发现，贫穷的维度不止于此。有些档主因为是无牌小贩，被偷了东西也不敢作声，因为他们自己本身是非法。这是身份上的贫穷，扶贫不单是钱的问题，还有这些身份上、社交网络上的贫穷。我希望在合法的墟市中可以帮到他们。”
在和街坊交流的过程中，他知道档主们很想摆档，街坊很渴望，自己也很想墟市办得成。“政府的处事却让人很失望。街坊有时会问︰‘又话有得搞嘅？’那时自己也会觉得不好意思，好像给了他们一个假希望。”
申请流程未疏通 浪费人心力
在这数年间，不同政府官员都明言支持地区墟市“由下而上”发展，但地区部门的申请流程却未能疏通，令“区区有墟市”的愿景难以达成。撑基层墟市联盟一直以来提出明确的诉求︰成立跨部门专责小组、统一场地申请程序、设立用地列表、增设墟市咨询委员会（以讨论长远发展），以及检讨小贩及墟市牌照。
赵羡婷认为，遍地开花、区区有墟市的愿景近一、两年才冒起，大众也开始认识如何搞墟，但要墟市日益普及，政府就要主动提供协助，令墟市可以持续地出现。“地区最大的麻烦是部门间的‘卸膊文化’、地区的势力斗争。要搞得成需要不同部门支援，但现时仍未有统筹部门。”
“墟市政策”到底指什么？除了上述联盟提出的诉求外，刘小丽曾表示，设立墟市试点是她出任立法会墟市事宜小组主席最想做的事，希望政府能把一些指定用地开放给团体申请墟市，简化整个繁复的申请流程。
赵羡婷也认为，政府应设一些墟市用地，让不同团体可以轮替申请，像是预约羽毛球场的系统般。对于政府打算在“起动九龙东计划”启德机场跑道搞周末市集，她认为单一机构单一管理也不是最好的模式，该地点既不是由居民提议，交通亦不便，政府心目中的墟市和他们民间团体所想的仍有出入。
赵羡婷认为，墟市的呈现模式可以有很多种，可以是假日墟，可以是定时定候出现的长期墟，可以是解决居民生活所需的墟市，故让不同的团体轮替去搞会更好。“墟市不是一个露天商场，不需要像天水围天秀墟般，花巨额金钱去建设硬件、请一队人来管理。”天秀墟自2013年开业以来，因为选址、货品种类限制等问题，人流及生意一直差强人意，被批评为政府失败的墟市计划。
由民间团体举办的墟市，选址及细节往往是和街坊一起交流后得出来的，较能满足各区所需，这正是政府所说的“由下而上”。但若政府仍不疏通申请流程，即使年轻人有心有力去搞，还是费时失事。“每次搞墟要差不多半年，那如何持续？谁会肯做？”虽然提出这样的质疑，但赵羡婷仍在推动墟市的路上坚持了七年多，尽管前路有障碍，仍想区区尝试。
延伸阅读︰
上文节录自第118期《香港01》周报（2018年7月3日）《花半年时间办两天墟市 繁琐程序下 搞墟青年缘何苦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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