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画存活录．四】长江与后浪 两代动画人看前景
早期香港动画主要为商业制作，直到七十年代末，独立动画才慢慢起步。卢子英就是早期从事动画创作的动画师，七十年代加入制作行列，自1979年起，连续几年得到IFVA的动画组奖项，后来转为评判。三十多年来，见证了港产动画的发展和变迁。他每年都认识到年轻动画师，看出作品里带着热诚和期待。前江后浪，惺惺相惜。摄影：黄宝莹（此为动画专题系列之四）
卢子英说：“香港早期的动画没有条件去做长片，长片影响力最大，但制作难度也最高。看外国那些动画长片，要有几百人的工作团队，而当时香港的动画从业员不足50人，可见香港早期拍长片很难。直到1981年，香港才有了首部动画电影《七彩卡通老夫子》，后来《老夫子》系列一连拍了三套，再数就是1997徐克拍的《小倩》，接着就是现在香港人熟知的《麦兜故事》。”
他说，香港早期并没有动画教育的培训，直到九十年代电脑开始普及。“但早在八十年代已是动画第一个黄金时代，不少电视台大量使用动画元素，电视剧的片头多用动画代替，后来电视台开始做儿童节目，电视动画开始大批出现。在电影方面，《新蜀山剑侠》为了加强视觉效果，就使用了动画特效，其他电影纷纷模仿，使整个动画业的气氛很浓厚，有公司更聘请外国专业人员到港工作，使香港和外国有早期的技术交流。”
前浪如此奋进，因早期动画资讯不足，动画师往往需要无师自通，加上当时科技初起步，健全社会需求娱乐，令动画和后期制作有市有价。但到了九十年代，动画教育随电脑普及发展成熟，后面的新浪面对的又有新的难题。
动画的神奇还在于，就算在一些封闭、专制的国度，也可以透过动画作为有力的媒介，隐晦地表达异见，成为反抗的能量，促进社会反思。
消磨意志，另谋发展
Tommy（吴启忠）是一个新晋的动画师。他读多媒体出身，选修动画。毕业那年，一半的同学没有做回这行；就算入了行，流失率也高，能在同一间动画公司工作三年已是老臣子了。“因为动画是消磨意志的事。工时很长，星期六、日有时也要上班，你若不是有很强的意志力，就是你很喜欢动画，深信自己再挨下去会有一片天，否则，很快就会疲惫，因为看不到将来，会觉得再挨下去也没意思。”
Tommy近日独自在工厦租下一间工作室，访问前，他还在画动画，虽然动画工作叫人疲惫，但他还是留下来。他想成为一个动画导演。他第一次获奖时大学还未毕业，那是毕业作品《逆石谭》，作品探讨信仰与欲望的关系，动画中隐藏各种符号和隐喻，画风细腻，受日本动画大师金敏影响，背景画得华丽，角色刻意用上简单线条，整条短片技术纯熟，属超班之作，因而获得IFVA奖项。毕业后，他便跟五个同学建立了一间动画工作室。
一个产业最重要的是它的延续性，不能以为爆红一套片就会为件事好，如果动画的配套做得不好，就算出了第二套神作，上映后，观众好喜欢，但当他们想看更多时，我们就同观众讲：“Sorry，我们要三年后才有第二套。”
那间动画工作室是他们的起点。
“当时，我们以为凭着自己的能力可以自立门户，但出来后才发现许多没法预料的事都会发生。后来只好学习妥协，工作室才慢慢走上正轨。”Tommy说，他们的工作室开张后，没能接到动画工作，往往要做周年晚会短片、MV和商业制作。“因为在商业的世界里，没人会在乎你是否会做动画，只在乎你是否可以帮到他们sell到生意。那时做的东西不算我们心中的动画，只是一些视觉效果，一些火光和烟尘。但为了维持收入，我们能接的都做，桌上游戏的插画也画。”工作室后来走了两个人。最近，他也离巢 ，另谋发展。
“因为久了会发现各自想走的路都不一样。有人去了电影公司工作，也有人去了台湾游戏公司雷亚，后者说，他对游戏业有憧憬，而我只是对电影有憧憬。 但现在做动画电影就像赌博─花两、三年的时间做一套不知成果怎样的东西，相比两、三个月交到货又揾到钱的短片制作，满足感是不同的。” Tommy说。
工厦里住了许多追梦的人，也只有那里可以让人发梦。Tommy：“人生去到某个时候，你会了解自己的想法，知道自己最想做的是什么。我最想拍电影，参与电影制作，而其他在工作室留下来的人则因为想继续做广告和节目，觉得那些东西更入屋。”
得奖之后，各奔前程
黄俊朗、石家俊（Isaac）和黄梓莹（Jess）是更后的浪，他们是香港公开大学同学，去年毕业，毕业作品《暗房夜空》一举拿下台湾金马奖最佳动画短片奖。
大半年过去，他们各自选择不同的路，一个游历世界，一个在不同的动画工作室兼职上班，一个做平面设计工作。大奖光环下，他们还是冷静地思考许多问题：
动画是一个表达想法的良好媒介，但是这条路能走多长？我到底过怎样的生活？爱动画就一定要入行？动画在香港真的有未来吗？
黄俊朗和Isaac因为这个访问，又回到了公开大学。制作动画的教室今晚还是坐满了埋头苦干的学生─香港每年修读与动画有关课程的毕业生足有数百人，后浪紧接，然而政府和行业有回应他们吗？
他们的老师、公开大学动画课程高级讲师麦盛丰如是说：“香港市场上尚存少量大型的动画公司，正发展动画和真人结合的电影，如快将上映的《明日战记》。近年，成立小型动画公司的门槛降低，一套有质量的动画其实取决的是个人，而不是机器。”因此，刚出校门的毕业生也会自行开设工作室，自己接生意来做。
麦盛丰说，这些小型工作室的网络和关系都很好，大家熟知彼此的长处，一旦遇上大项目需要更多人手时，往往能连结起来，变成一个大的团队。难得的是行内有这样的良性竞争，一旦团结起来，刀仔可割开大树。
而政府也多了支持，推行“动画支援计划”，让一些新的动画工作者多了新的机会。香港的动画产业近十年来益趋小型化，卢子英分析：“香港过往大型动画公司多，因为当时香港不只服务本地动画市场，同时也服务亚洲不同的地区。因为香港动画的起步算早，技术比邻近地区高，而且制作费相宜。但今时今日，香港租金高昂，人工贵，成本高，而东南亚如泰国的动画产业已成形，毋须再依赖海外帮忙，于是，香港动画市场愈收愈窄，以致部分人被迫到内地发展。”
他说，至近年，内地也有自己的动画产业，香港动画市场只好更往内萎缩。大型制作公司无以为继，结果，新模式就是发展小型动画工作室。政府在创新中心以低于市价的租金把地方租给动画公司，因而也成为小型化动画产业的推动力。这种新的动画发展模式在遇到大项目时，可自行组合起来，互相合作，听似增加了行业弹性，但亦有其坏处。Tommy说，临时凑脚的团队未必有默契，尤其是动画电影这类长篇制作，一时三刻也不易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曾有投资者抛了一个计划给他，问他做到吗？
他只好支吾其词：“不是做不到，但一时三刻去哪里找人，找到合适的人又要大家夹期。”
所以，要重振香港动画，需要长期奋战，首当其冲必先改善行业的配套：“一个产业最重要的是它的延续性，不能以为爆红一套片就会为件事好，如果动画的配套做得不好，就算出了第二套神作，上映后，观众好喜欢，但当他们想看更多时，我们就同观众讲：“Sorry，我们要三年后才有第二套。”
政府一直表示推动创意产业，2012年亦成立了“动画支援计划”，资助小型工作室创作独立动画，但资助金额只足够制作短片。另一边厢，电影发展基金又不接受动画电影申请，动画电影难以找到投资者，使产量长期短缺，因此，在香港电影奖项中长期缺席，形成恶性循环─没有投资，就没有出品，也就没有奖项和市场，也就无法说服新的投资者。目前虽然有些商业制作，但内容单调，以致一些拥有技术的新晋创作人却步。
就算得到金马奖，他们一样在动画门前来回踱步：Isaac毕业后，眼见行业前景不明朗，只好选择平面设计工作；黄俊朗也没有因为奖项而一头栽进动画业，盲目追逐更大的成就，而是在动画工作室兼职。他认为，创作就是生活，因而希望留一些时间和空间给自己。麦盛丰表示，香港的动画教育看重技术培训，然而，动画教育并不是训练学生当行业的齿轮，以实现人们对动画产业的期望，应该是令这群人有他们的梦，做想做的事。
后记：动画是自由的语言
许多人认为，动画不过是小众的兴趣，动画迷不是迷日本文化，就是宅就是毒，然而，动画其实是一种泛媒体的创作：电视剧的片头、电影的特效、新闻节目那闪烁与铿锵的文字效果都是动画的一种。动画又是无处不在的文化，教我们一代人看到《成语动画廊》、教育电视的“细菌大王”就会想起过往的回忆。
再说，比起真人拍摄的地铁告示，动漫化的港铁告示亦更引人共鸣。黄炳在受访中就提到，动画予人纯真的感觉，就算他在动画里讲自渎、讲卖春、讲堕胎，观众容易接受，看着微笑，这就是动画好玩之处─一切的内容变成动画也就变成含蓄而轻松的语言，而在这种语言中，人人皆感到轻松、自由。卢子英认为，环视两岸三地，香港是做动画最好的地方，香港虽然有过政治动荡，但并不持久，没有历史包袱，“日战时期对台湾影响很深，令当时的台湾变得封闭。对比之下，我们一直享有创作自由；作为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直到今日我仍然自由地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资讯。”他认为，台湾人的本土意识深深植根在他们的脑海，令他们在创作上受到局限；而中国内地受到的限制就更大。“但我们在思想上没有受到限制，而且，动画的神奇还在于，就算在一些封闭、专制的国度，也可以透过动画作为有力的媒介，隐晦地表达异见，成为反抗的能量，促进社会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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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17期《香港01》周报（2018年6月25日）《香港动画存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