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未来】碳捕集及封存减缓暖化 质疑者：最大的道德灾难
近期一些公司声称能降底碳捕集及封存的成本，不过质疑者提醒，即使除碳成本有望降低，也不是负责任气候解决方法。
近期一些公司声称能降底碳捕集及封存的成本（详见：【科技．未来】盖茨有份投资 碳捕集及储存或将普及？），即使成本有朝一日或能解决，反对者认为CCS只是合理化继续使用化石燃料，一再延后转型再生能源。
事实上，巴黎协定的理念背后也有类似逻辑。IPCC曾以综合评估模型（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s），以及综合气候、经济、政治、技术等方面的数据，演算出合乎成本效益的达标方案，其盘算就像使用信用卡一样，容许短期内超额排放和升温，只要在未来以碳捕集与封存技术来减碳降温，长远就能实现负排放。
最大的道德灾难？
英国丁铎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Tyndall Centre for Climate Change）副总监安德森 （Kevin Anderson），及挪威奥斯陆大学国际气候与环境研究中心（CICERO）研究总监彼德斯（Glen Peters）2016年曾共同于《科学》（Science）期刊撰文，质疑负排放的成效和责任。虽然他们不反对这方面的科研，但提醒我们必须知道这些技术不可能扩大规模，否则将是“最大的道德灾难”。
把未来依托于负排放技术，只会诱骗我们把急切需要的环保政策一再延后，把责任推到下一代。万一这些技术无法如愿扩大规模，我们的孩子将会承受日渐上升的气温和愈趋不稳的气候。
“很多负排放的模型预期，到本世纪中负排放技术吸取碳的能力，将能相当于现时全球海洋及植物的总和。这不是保险政策，而是以未来一代为注码的高风险赌博，尤其是那些居住于穷困而饱受气候侵扰的人们，将会为我们无法兑现的承诺付出代价。”安德森说。
英国CCS研究中心的商业发展经理米哥夫斯基（Kris Milkowski）则认为，转型需要循序渐进：“负排放技术将无可避免，并愈趋普遍。我们减少碳排放的步伐固然未够快，如果有无限的资金，我们很可能会转向再生能源，但转型无可能一夜间发生。”
欠清晰目标及诱因
但即使是CCS还是再生能源也好，政府是否有心发展，仍无法回避联合国气候协定欠缺约束力的老问题。《巴黎协定》只定下了摄氏1.5度和2度的长短期目标，但对于使用什么技术、具体目标时间、超额排放的可容许到什么程度，甚至何谓“远低于（well below）摄氏2度”或工业化前的温度，都没有明确定义。
德国气候专家盖登（Oliver Geden）和经济学家罗素（Andreas Löschel）去年末在《自然—地球科学》（Nature Geoscience）发表评论：“对于超额排放的约束没有清晰定义，政客们自然不会违反约束，自然不会因为行动不力而被追究责任。气候政策制订者或政府其他部门，可能因而忽视了减碳的迫切需要。”当各国政策制订者可以声称他们长远最终可以达标时，国内工业自然欠缺诱因，投资转型再生能源。
要处理碳排放及带来的气候变化，不论是可行性有待验证的CCS技术，还是再生能源、核能、能源转换等方案，都无法独力解决。在这些方案有待成熟和磨合之前，至少从衣食住行各方面的减碳生活，可以由我们即日做起。
上文节录自第115期《香港01》周报（2018年6月11日）《碳捕集与封存 全球暖化解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