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oo．四】从讨厌政治到渴望改变 “中国公民社会空间太小”
承接上文：【#MeToo．三】半年遭国保逼迁5次 卖“反性骚扰广告”错了吗？
上文提到，累累和美丽因为女权行动多次遭国保逼迁，可是美丽认为，生活虽然因此变得困难，但女权运动却带给她意义感。
问题的源头就不是我们吧，也不是我们做的事情，而是想逃避社会问题的人。但有时还是会有一种无力感，因为你的力量太弱了，就很容易被搞。
参与女权运动前，她们与许多内地大学生无异，从小到大对政治冷感，以“讨厌政治”为荣，过着宁静而没有波澜的生活，却因为要宣扬自己相信的理念、渴望推动社会改变，而一步步来到现在的生活：常常都要担惊受怕，情绪很易跌至谷底，而且居无定所。
为什么要选择艰难的生活？累累说：“问题的源头就不是我们吧，也不是我们做的事情，而是想逃避社会问题的人。但有时还是会有一种无力感，因为你的力量太弱了，就很容易被搞。”美丽说：“我觉得让我的生活一团糟的不是女权运动，而是那些骚扰我的人和体系，女权运动会带给我意义感，可能这是做很多别的工作都没办法带给我自己的，它也是我去寻求的一个东西。”“如果你不搞女权运动，生活就是另外一种糟，可能我已经结婚生孩子了。”
累累说：“作为一个同性恋者，如果我结婚，可能我一辈子都生活在痛苦当中。”本来，她的母亲在她21岁大学毕业那年，已替她找了个结婚对象。而在学生时期，她也常常感到很痛苦，为什么自己跟其他女生好像不太一样，却又不能展现出来？她知道展现出来会被惩罚。“但我现在不会觉得这些事情是事情，当我接触到女权主义，我知道自己是有其他路可以选择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也得到新的自由吧。”
她们都在2012年开始参与中国的反性骚扰运动。今年，#MeToo浪潮卷到中国，美丽觉得她们也要搭上这股风，乘势让更多人去关注反性骚扰议题，“现在看到#MeToo运动，会觉得我当时（徒步）一个人讲了九千次我要建立校园的反性骚扰机制，完全不及九千个人每人讲一次，这股力量很大。”
现在看到#MeToo运动，会觉得我当时（徒步）一个人讲了九千次我要建立校园的反性骚扰机制，完全不及九千个人每人讲一次，这股力量很大。
呼吁建立反性骚扰机制
累累说：“现在中国的公民社会的空间非常小，这也提供了一个机会让大家参与到社会改革，在变革中又纳入了行动主义的一些东西，就是我们遇到问题不是等着，我们不躲避，我们也不是说要花二十年去找关系或找一个大官，然后才能解决问题，而是我们自下而上地去影响那些可以制定政策的人。”
而无论是目前只在大学校园内活跃的#MeToo运动，或是累累去年发起的广告牌行动，都让她们感受到，一个运动明星是最容易被审查、被摧毁的，因此，她更希望反性骚扰运动可以去中心化，令更多人自发参与其中，把信息带到自己所属的群体，这样，审查的成本更高，而参与的人会较安全。
当愈来愈多人都在发挥自己微小而极其重要的影响力，这样，一个思想空间也许能在中国存活下来。这是她们的盼望。
上文节录自第111期《香港01》周报（2018年5月14日）《 #MeToo浪潮里，中国的反性骚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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