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区有墟市．四】让“午夜墟”地摊“见光” 推动墟市助扶贫
墟市要“由下而上”发展早已存在。多年前，在深水埗北河街一带，每天晚上10时至12时，会有不同的基层市民约定俗成地出来摆地摊。拾荒者、长者、单亲妈妈等居于附近的基层人士将平日收集的各种二手旧物以低价出售，衣物、唱片、文具、日用品、小型电器等，应有尽有。他们称为“午夜墟”。当时摆档还未合法化，摊贩们冒着随时被食环署职员驱赶甚至检控的风险，只为了赚取那微薄的收入，过着迫不得已的生活。近年民间开始讨论墟市政策，团体主要希望有统一的统筹部门，以及设立可行的墟市试点，消除现时办墟市的重重障碍。小贩文化随着政府不再发牌而开始步入没落，街头摆卖被整顿，但近年来这种“午夜墟”、“天光墟”却在天水围、观塘、旺角等地继续遍地开花。基层人士透过这种方式自力更生，推动墟市能否给他们一条合法的出路，不用再每天苟且偷生呢？
自2011年起，深水埗见光墟关注组开始组织区内午夜墟基层档主，并和关注综援低收入联盟共同举办“见光墟”假日墟市活动，希望让被打压的夜墟小贩档主能够合法和安全地摆档，真正“见得光”。数个团体合办的“深水埗半年墟市计划”亦于4月1日的复活节墟市中落幕，当天设有76个干货及24个熟食档，场面好不热闹。
关注综援低收入联盟干事李大成指，争取多时的墟市政策总算有进展，从最初只有14个档主报名，到现时超过100档，基层市民更加支持熟食墟市，而上次的墟市出席人数更超过20,000人，反映市民对墟市的需求殷切，他们定会再办墟市。
家庭主妇：帮补家计的好渠道
阿兰是个基层家庭主妇，也是最后一场墟市的档主之一。大约八年前她已开始摆地摊，她说当年小孩约三、四岁，刚开始上学，比较多空闲时间，便开始了行山，当时发现很多仍可用的衣物、杂物被弃置在山边，便起了收集来卖的念头。她起初并不知道原来街头摆卖是不合法的，后来朋友建议她晚上10时在北河街一带开档，她虽抱有怀疑，不相信那么晚会有人做买卖，但还是尝试带着儿子和货物，到北河街开档，最后发现原来真的有不少人聚集，自此开始了她的摆档生涯。
“那时候会带着儿子一起去开档，儿子有时困了，就睡在地摊旁边。好处是他不会随便跟陌生人乱走，街坊都认识他了。”她说。家中收入微薄，曾担心做午夜小贩而被人取笑，但直言，是没有办法才会出来摆卖。
事实上，阿兰出来摆档也不容易。“阿仔有‘弱症’，在学校坐不定，精神无法集中，学校会突然打电话来投诉，我要到学校处理，想上班也没法子。哪有工作可以这样让你突然走开？”
虽然是为了帮补家计，却一直得不到丈夫的认同：“他不喜欢我摆档，嫌肮脏，我们常常为此吵架，价值观也不同。”他们后来也分开了。
两个儿女也不理解。现时家中仍存放着很多杂物，她发现很多东西已被儿女悄悄扔掉。“我本来打算清空了家中的杂物便不再卖了，但有个阿婆常把旧的东西拿来给我，让我帮她卖，我只好帮她。阿婆有很多朋友给她衣服、鞋袜等，但她自己年纪大，也不懂开档，便把东西给我，我卖了再给她钱。”
现时，她每周有一、两天去北河街继续开档。“有些朋友放工时也过来找我聊天，之前身体有事，没有开档，后来他们也问我，‘你不开档我们到哪里找你啊’，大家一起聊天很开心的。”午夜墟不只是一个二手货买卖场，对于他们这群档主，更是聚脚点。
她当天在复活节墟市摆档，主要是因为一众的街坊老友。“其实也是贪玩，开心嘛。人多嘛，跟朋友交流一下。”和记者聊天期间，有其他的档主不时走过来跟她聊几句，也有人前来送她小蛋糕，怕她走不开去买食物。
“墟市摆档也做不到什么生意，在北河街生意更好。昨日首天只做了100至200元生意，买吃的已用了30元，若借用他们这种帐篷，又要多花150元，太阳太猛，我便自己带一把阳伞这样绑着。”说罢，她指着放在地摊的数把伞，说是特地多带几把给其他档主。
单亲妈妈：自力更生的新起点
深水埗墟市集合了不少的基层档主，不只摆地摊，也有卖熟食的。凯欣是个单亲妈妈，育有一个五岁女儿，自女儿数个月大起便开始领取综援，参加墟市主要是希望脱离综援的帮助，但现时因为墟市只能一、两个月才举办一次，即使一次墟期可以有数千元的收入，还是无法长期帮助改善生活。
自从有了小孩之后，她便没有工作，全职照顾女儿。“先生离开后，曾感到很徬徨，也有一段时间不想见人，更失去对人的信任。之后得到‘要有光’社企帮助，才找到较便宜的房子，不用住㓥房，居住环境也好了点，但现时到处租金都很贵，生活费也很高。”
她指，参加墟市也是得了社企的鼓励，当时跟进的经理陪伴她度过了人生低谷期，现时已完成了三年“光房”居住期的她，和另一个单亲家庭合租一个单位，也有了新的人生规划。在墟市当天，她卖的是朱古力糯米糍和炒鸡翼尖等小食。她希望透过墟市汲取经验，目标是自己做小本生意，她最近已开始在网上出售手工皂和甜品。
在墟市前两天举行的试食会，她带上女儿一同出席。被问到女儿在墟市会否坐不定或是觉得闷，她说女儿很乖，反而会问有什么可以帮忙。
长期设立墟市，可以帮助像阿欣这种基层妇女就业，提供弹性的工作时间给她们，也可释放妇女劳动力，推动地区经济。贫穷问题背后的原因林林种种，民间团体透过各种不同的关注组、社会企业联合起来帮助这些弱势社群，协助他们改写人生。
对于不能见光的“小贩”，食环署继续打压检控；由下而上发展的墟市，政府又能否提供更多配套，让更多基层市民能够以街头摆卖的方式谋生呢？扶贫政策不一定是现金津贴，墟市又能否在扶贫方面有助益？
深水埗：贫穷人口多 墟市不可少
深水埗多年来是其中一个基层集中居住的地方，地区贫穷问题特别严峻。政府于去年底公布最新贫穷情况，2016年全港贫穷人口多达135.2万人，是八年来最高，平均贫穷率升至19.9%。而按地区分析，深水埗是18区中贫穷率最高的地区，贫穷率高达24.6%，政策介入后的贫穷率仍为16.8%，只比北区低。而贫穷住户领取综援的比例是41.9%，也是较高的比例。
重现熟食文化关注组是深水埗墟市的重要合办团体之一，组织干事范沛萦指，香港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比较单一，很多基层人士例如长者或妇女，都不容易找到工作，社会上也没有多少可以短时间工作的岗位。“他们要不就得放弃照顾家庭、小孩，要不就要做被剥削的‘辛苦工’，主要是服务性行业，要不就领取综援，好像没有其他出路。但我们发现有很多街坊都能够绝处逢生，不用依靠政府，便有了像午夜墟这类墟市。我有时会想，到底是他们能力不足，还是他们欠缺一个发挥的平台呢？”
见光墟关注组当年开始参考这种自然而成的墟市，不想他们在午夜中被遗忘，想让他们“见光”，便想把墟市合法化。而除了卖二手货外，他们也发现了不少街坊有烹调天分，便开始尝试把熟食也纳入墟市中。
当天的墟市熟食档主有约八成为深水埗居民，其他的有青年、借出厨房的小店店主，以及部分区外有心的街坊。范沛萦指，准备物资的费用不菲，即使有超过80个档主的申请，但他们只能办24个熟食档。“所以‘区区有墟市’是很重要的，可以让更多的基层街坊受惠。”
上文节录自第108期《香港01》周报（2018年4月23日）《区区有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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