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区有墟市．一】街头摆卖的多元想像 过关斩将难现墟市景象
趁墟，今日的年轻人听起来可能有点陌生，却是不少上一代人的集体回忆。什么是墟市，并没有一个严谨定义，可以是一群人聚在一起做买卖的场所，可以是一群小贩推着木头车卖小食的地方，可以是把家中旧物拿来“摆地摊”的地点。墟市的价值不止于市民的购物选择，更涉及到基层向上流动的机会、小店发展空间及社区经济，推而广之的可以是扶贫政策及旅游业发展。近年来，随着物价上涨，传统商场租金上升，加上“领展霸权”垄断商场及街市，药房及连锁店愈开愈多，市民购物的选择日渐减少，民间对复办墟市诉求日增。2015年，政府表示支持“由下而上”的墟市发展，民间团体办墟市却仍要“过关斩将”。政府除了口头支持外，还有什么政策可以落实？
数十年前，街头摆卖曾经是香港的一个特色，小贩总会和附近街坊聊聊天，也为社区增添一份人情味。自1970年代初起，前巿政局在一般情况下已不再签发新的小贩牌照。港府对小贩的取态，一直是希望减少持牌者，并把小贩迁移到公众街市或离街小贩市场，最后取缔小贩。截至2016年12月底，本港共有5,911名持牌小贩，而1980年代末则约有20,000名，不少传统的食品及工艺也日渐式微。
现时提起墟市，容易令人联想到失去议员资格的刘小丽。在议会内外，她不但是墟市政策的主要推手，更是实践者。2016年，她曾参与年廿九的“桂林夜市”，被控无牌摆卖、阻街及无牌煮食三罪。后来，她希望透过举办桂林日市，重现旧日小贩摆摊景象，让更多市民正面认识墟市。为了避免档主们惹上官非，她更采用自由定价策略，从灰色地带中重现墟市小贩文化。到进入立法会，她成为墟市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离开议会，她继续和民间团体筹办小型墟市。
街头摆卖抗霸权 寻回社区人情味
用力地推广墟市文化，只因她认同小贩墟市背后的价值：“30多岁的这一代人有种印象：小贩经营是肮脏的，不符合卫生要求，食物也不合卫生。我和小贩聊天，他们觉得自己像是做贼般，因为政策上完全打压他们。”
“我最早提及的墟市价值就是基层的谋生权，因为现时领展几乎雄霸了屋邨的商场，市民要承受高昂的租金和物价；如果有墟市，基层市民起码可以用较低的成本去谋生。”她说，尤其是长者，体力上可能难以长时间工作，或者是一个需要兼顾家庭的妇女，不便做“朝九晚五”的工作，时间相对自由的小贩是一个很好的出路。
屋邨商场本为基层市民购买日常用品所需的地方，但屋邨商场由领展接手后，其不断翻新、加租，继而出售的经营手法长期为人诟病。小商户无法挨贵租而被迫搬迁或结业，本港各区的商场日趋一体化，连锁店及大型超市进驻，市民购物选择减少。领展上市后，更以赚钱为目标，出售多个商场，接手者又因经营不善而再加租，昔日的屋邨小店所剩无几。
自2014年起，领展已出售合共47个商场，占旗下商场约三成，最近一次出售的17个商场更为领展带来230亿元收益。去年圣诞，近30个团体发起游行，“反领展，反垄断，撑墟市，我要区区有墟市”是他们的主题。当天有约300人参与，民间对墟市的诉求日渐壮大，主因之一也是“领展霸权”。
除此以外，刘小丽认为墟市也能为社区增添人情味，现时连锁店的店主和顾客的关系“冷冰冰”的，在墟市中大家的互动和交流却很不一样。“墟市还可以令很多人发挥他们的才华，制作手工艺品和手作等。”
成功申办墟市 要闯四大难关
2015年，时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明确表示，政府支持“由下而上”的墟市发展模式。不过政府一直欠缺清晰的申请程序指引，现时墟市主要由民间团体自行摸索举办。经民间团体及议员在立法会墟市事宜小组委员会多次要求，政府终在最后一次会议中交出一份墟市申请资源指南草拟本的初稿，申请的程序被简化为五个步骤，但欠缺统一部门做统筹角色，加上各个部门对于墟市仍沿用各自的标准去规管，政策矛盾的情况时有出现，到民间团体真的要办墟市时，还是会无从入手。
申请办墟市五个步骤
考虑合适场地评估对社区的影响制定初步建议征询区议会及地区意见向相关部门作出申请
困难一：物色合适场地 部门责任不清
现时各区的闲置用地的拥有人和管理人不一，康乐场地、公共屋邨、社区中心、公众地方等地涉及的部门有康文署、地政总署、路政署、房委会等，在欠缺政府发放的墟市用地表下，团体往往要到不同部门了解地段的拥有人或管理人，并做对接，而申请的时间及牌照要求等也各异，办一个两天的节日墟市，已经要提前数个月开始筹备，各部门却难以配合。
北区墟市节由2014年12月1日第一次举行至今已过了三年多，但每次的申请过程还是繁复而漫长，物色合适的地方也不容易。主办人之一、圣雅各福群会“土作．时分”社工连玮轩指，他们希望有一个能让档主们聚集在一起的地方，让档主和街坊可以互动，故选择了天光墟，但其后向食环署申请时发现，天光墟虽然由食环署管理，却由地政总署拥有，要跟后者接洽。天光墟的地契表明，在每天早上6时至10时，该处可用作农产品分销，其余时段则没有特别用途，故要先修改地契才能向食环署再申请，再经区议会通过，才得以举办。
适宜举办墟市的用地，并非有一大片闲置用地便可，还涉及很多其他因素。房屋署去年公开了78条没有涉及其他业权的公共屋邨，小丽民主教室及撑基层墟市联盟其后就相关屋邨进行研究，发现当中40条屋邨适宜举办墟市，评估准则包括人流情况、土地是否广阔而平坦、基本配套设施如洗手间的设置等。研究建议政府公开房屋署公共空间资料库，让团体申请用地时能了解当中的限制条件，使合适的屋邨空间能作墟市，但政府却迟迟没有行动。撑基层墟市联盟亦于本年委托研究团队比较十个曾举办墟市的地点，指所有地点均比政府建议的“起动九龙东”计划中的启德更适合办墟市，但政府一直未有正面回应。
困难二：获区议会通过 需时甚长欠标准
获得区议会支持，是墟市得以成功举办的必要条件之一。现时各区区议会对墟市的态度不一，部分区议会设有小组专责处理墟市事宜，如深水埗设有墟市研究计划策略小组、离岛区设推动墟市工作小组；部分需议员表决通过；部分只作讨论平台。计划书需要包括什么内容，也没有标准，也只靠团体去自行拟定。
最近一次申办共四天墟期的北区墟市节，也历时近一年才获得批准。连玮轩指，他们早于2016年底便开始入纸申请，但区议会的专员曾经换人，拖慢了程序，加上区议会相隔约两个月才开一次会，要等候他们通过经历了一段真空期。会议更于地区小型工程及环境改善委员会召开，也令墟市“名不正言不顺”。
连玮轩认为区议会是支持办北区墟市节的，但每次开会的时间相隔太长，阻碍了团体筹办墟市。好像今次墟市活动共有四个日子，3月25日是第一个，然而，区议会的开会时间却是3月19日，距墟期只有数天，正常程序下，他们会等候区议会通过了才招募档主，但一周时间显然难以筹备，亦因赶不及申请其中一个食物牌照，无法在墟市中出售食物。
困难三：牌照申请多 相关要求难通过
设置墟市或须具备多种牌照，而且发牌要求复杂，团体需符合各项严格规定并在指定日数前申请，才得以申请所需牌照。不同土地的拥有者或管理者，须申请的牌照或要求可能更多，例如康文署辖下的公园或球场须购买公众保险、通过消防规格的消防证书、财政或核数报告；房屋署辖下的屋邨广场须查询清楚业权，如涉及领展或业主立案法团，须同时获其他业权持有者同意，方可在墟市作现金交易。
多种牌照
若墟市活动涉及《公众娱乐场所条例》（第172 章）中有关“娱乐节目”的定义，需申领公众娱乐场所牌照或临时公众娱乐场所牌照；若墟市活动涉及贩卖熟食，需按《食物业规例》（第132X章）申领临时食物制造厂牌照；若墟市活动涉及贩卖限制出售食物等，需按《食物业规例》（第132X章）申领出售有关食物的出售许可证；若墟市活动涉及贩卖新鲜、冰鲜或冷藏肉类、鱼、家禽等， 需按《食物业规例》（第132X章）申领新鲜粮食店牌照。
重现熟食文化关注组致力推动熟食墟市，组织干事范沛萦指，他们也是从深水埗半年墟市计划中自行摸索出规条及申请程序。“最高峰期我们曾和十个部门交涉，有40多条大大小小的规则要跟从，包括人流管制、档口是否需围封、要放多少支灭火筒等，民间团体一直在学习，部门开始精简程序，清晰化规例，但现时仍没有划一的统筹部门和墟市政策。”她又指各个部门的要求甚至会出现矛盾，令他们无所适从。“例如档口的设计上，食环署会从食物卫生考虑要求，一个正方形档口要三边围封，只留一个出入口，以免人们走进来触摸食物，但消防方面会说走火位置要够多，不可围封。”最后他们尝试满足双方要求，用胶带围封档口，有事也可拨开或剪开胶带。
困难四：熟食墟要求高 却欠相关配套
要在墟市出售熟食难度更高。除了要申请相关牌照外，档主更不能现场以明火煮食，只能预先制作食品，再在现场翻热，部分档主被迫放弃出售其拿手食品，“肠粉大王”新哥曾启新便是其中之一。卖肠粉已有32年，从最初推着木头车卖肠粉，到后来成功进驻店舖，又因撑不起舖租而结业，再得街坊支持重开，几历变更，新哥对以小贩形式卖肠粉有一种执着，在深水埗多次的熟食墟市中也有开档支持，但基于不可明火煮食，他放弃了卖肠粉，只卖碗仔翅、粉仔等可现场翻热的小食。
现时每个熟食档需申请一个临时食物制造厂牌照，每档牌照220元，档摊出售的食物必须由该特定持牌食物供应商制造，故现时民间团体跟很多小店合作，由店主借出厨房和牌照，让档主在墟期前几天在店内准备食物。范沛萦说，很多档主都是基层人士或是妇女，难以花20至30万自设厨房领取牌照。她认为有必要规管食物安全，档主也愿意遵守，但希望政府能提供配套，让市民更容易参加墟市。
明火煮食的限制，在去年首个官民合作的深水埗农历新年熟食墟市首次获得松绑。背后的原因，刘小丽指不是政府有心推动熟食墟市，而是民间揭发了建制派团体办的盆菜宴也是明火煮食，署方不得不改变态度。现时要申请明火煮食的摊档仍要经一系列严谨审查，最近一次的深水埗熟食墟中，24档熟食档位中只有2档申请作明火煮食。
民间力量壮大 政府审批被动
立法会墟市事宜小组委员会讨论墟市政策约一年，现已完结工作，刘小丽说已十分难得。“我加入该委员会最想做到的是设立墟市试点，可做到区区有墟市，视乎规模看可以如何分区域，增添社区的温情。”设置墟市试点不只是让某些地方的居民建立趁墟习惯，更重要是设立统一的统筹部门，为墟市订立一套固定的牌照及相关要求，让墟市可“名正言顺”地按应有标准去审核，而不是当作“嘉年华”的临时娱乐场所或食品制造厂。
“从以前屋邨不可有现金交易的墟市，不可有熟食，到后来都可以，看到政策的矛盾已开始疏通，有部分土地资料释出，但至今仍没有由上而下的墟市政策推出。”刘小丽认为，立法会不管通过什么动议都只是提议，并没有权力去推行，落实要靠政府。“墟市发展不是没有进展，但很缓慢。现时墟市政策好像停滞了，但一般市民对小贩、墟市的印象却变得更正面。现在，政策上也开始松绑、文化上开始得到认同，但似乎需要新一波的动员。”
民间团体也认同，政府的促进和民间的落实要双轨并行。连玮轩指，民间团体可以做的是尝试在地区中把很多的洞凿开。“我们集合街坊的力量，比如多做问卷调查，让区议会知道市民是支持地区墟市的，只是不知道如何申请牌照、计划书上画场地图则这些。”
被问到政府对于墟市是否规管多于发展，连玮轩指即使政府已表态支持墟市发展，但上面要做、下面合作的人不多，他们只是按现有规矩去做。“在地区部门，我们看到的往往是‘耍手拧头’，他们会说‘啊，这些我们没有做过啊’、‘这些不是我们的职责呢’。”现时团体主要靠档主协力把办墟市的消息传开去，自行派发传单和网上宣传，即使他们想在天光墟预先挂上横额，也要经食环署批准。连玮轩认为，欠缺资源是民间团体最困难的地方。
特首林郑月娥的竞选政纲中，曾表明任内会“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包括研究在各区增设特色墟市”，但第一份《施政报告》中却只字不提墟市。撑基层墟市联盟曾发表一本《墟市白皮书》，当中提及具体的墟市政策诉求，却迟迟未得政府正面回应。
由此可见，要想“区区有墟市”，单靠由下而上的民间努力并不足够，需政府设立墟市专员统一处理举办墟市申请、落实墟市试点，并提供相应的配套及地区部门的协助，才能疏通相应经络。毕竟，由下而上，并不意味政府只是被动地审批文件。
上文节录自第108期《香港01》周报（2018年4月23日）《区区有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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