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世代精神健康告急：抗逆力差是因为“吃得太饱”？
树仁大学上月发表的《全港首个大型纵向研究——四代香港市民的心理健康和抗逆力：对逆境和创伤的反应》报告显示，Z世代（18-27岁）有最高的压力、焦虑及抑郁征状，情绪调节能力和对生活的积极性亦比其他世代低。老一辈很容易归咎于“年轻人心理承受能力差”、“你们就是吃太饱了”、“太闲才会想东想西”；然而，新世代的抗逆能力不足，是天生使然的吗？推行20年的小学抗逆教育，又有什么成效？
Z世代精神健康告急
“精神健康”已经成为现代都市人绕不开的日常问题。内地互联网上，“精神状态”成为网络热门词汇，随之衍生一系列呈现年轻人精神状况的“亚文化”（次文化）：“发疯文学”（通过混乱的语言宣泄情绪）、“卡皮巴拉”（希望精神状态如水豚一样稳定）、“鼠鼠文学”（自嘲在社会中如卑微渺小的老鼠）、“救命”（表达无奈、崩溃或尴尬的情绪）、“我真的会谢”（用反讽语气表达无语）、“松弛感”（向往从容、不焦虑、不慌张的精神状态）、“emo”（形容忧郁、焦虑、烦躁）⋯⋯
香港年轻人的精神健康状态同样令人担忧。今年初，树仁大学发表的《全港首个大型纵向研究——四代香港市民的心理健康和抗逆力：对逆境和创伤的反应》（下称《研究》）报告显示，在1万多名受访者中，约两成人分别有压力、焦虑以及抑郁征状。报告指出，因经历的社会环境、创伤事件不同，每个世代的心理健康征状、抗逆能力、情绪调节能力亦并不相同。其中，Z世代（18-27岁）的焦虑、抑郁征状明显高于其他世代，包括Y世代（28-43岁）、X世代（44-59岁）和晚期婴儿潮世代（60至74岁）。
《研究》提出，个人抗逆力、情绪调节、家庭抗逆力、积极人生观，能够让人在经历心理创伤后，仍然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不过，调查发现，Z世代的四大保护因素都低于其他三个世代，尤其是情绪调节能力较低、人生观更负面。
旧世代历创伤成长
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美国约20%成年人患有某种精神疾病，印尼则只有6.5%；可以说，发达国家的精神类疾病患病率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或贫穷国家已成为共识。然而，认可名册临床心理学家梁重皿博士指出：“不发达国家的精神疾病患者数量未必更少，只是可能根本没有被发现。”她解释，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生活水平较高，人们为了追赶高标准，往往承受更大生活压力，而发达地区的医疗水平更先进，民众对心理健康的认知也更普及。
世代矛盾之下，“年轻人心理承受能力差”、“你们就是吃太饱了”、“太闲才会想东想西”等说法也成了老一辈对新一代的指摘。梁重皿认为，这是对年轻人的误读。她分析道，前几代人在较长时间内经历过不少创伤，例如战乱、社会动荡、发展落后，但他们总算是那些创伤事件的“幸存者”，后来也经过“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得以拥有更好的情绪调节能力、适应力和抗逆力；相比之下，Z世代在短短几年内就经历了社会运动、新冠疫情、经济下行等一系列问题，仍然需要时间突破困境。
不管什么世代，当下都面临不同的生活难题和负面情绪：“婴儿潮”一代如今面迈入迟暮之年，面临安老、健康、孤独、退休适应问题。X世代属于“上有老，下有小”的夹心阶层，要供养父母和儿女，同时又面对较大的家庭和职场压力以及中年危机。Y世代是最大的就业群体，正值“成家立业”的时机，但经济萧条之下，这些人生规划可能被迫延迟。
卷不动也躺不平
Z世代的挑战更加复杂。《研究》揭示，过去一年分别有1成Z世代年轻人受到暴力对待，梁重皿指出该群体常见“网络欺凌”（网络暴力）。Z世代成长于数码化的社会，相对其他世代而言，更加依赖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这不仅削弱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交能力，而网络上的海量信息亦加剧了他们过度与同辈比较后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如Instagram用户每滑动帖子20次，就会产生自我怀疑或情绪波动。当容貌、金钱、学历、工作、婚恋在网络中不停被对比中放大，年轻人只能沉溺在无尽的比较中不断焦虑，自我评价负面。《研究》还发现，Z世代出现焦虑征状的人数占比高达30.5%，比其他世代高出1.74倍。
不管是内地还是香港，大多数Z世代都陷入“卷也卷不动，躺也躺不平”的困境。“以前的人努力就会找到一份工作，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梁重皿说，社会在进步，对人的要求亦水涨船高，X世代小学毕业都可以找到工作，但如今即使取得硕士文凭也未必能够保证能够获得好工作，就更别说要面对瞬息万变的技能需求和相当激烈的职场竞争，无论多辛勤工作也根本无法单凭一己之力就在香港或内地一线城市购置物业；与此同时，世界也从未太平，气候异常变化、自然灾害频发、环球政局动荡、各地战争持续、社会气氛低迷......“这些都令Z世代向上爬的机会更少，让新世代的心理负担更重。”
梁重皿并不认为Z世代天生抗逆力特别差，而是环境所致，例如父母的过度“保护”就是Z世代难以培养抗逆力的重要原因。过去几代人，兄弟姐妹众多、经济条件较弱，父母根本没有闲暇或能力帮助子女规划人生，他们也就需要独立面对生活难题。而Z世代的父母受教育程度高、生育子女数量少，会帮孩子铺排人生道路，使得Z世代更少机会遇到挫折、更难学会自己解决问题。梁重皿形容，这是保护，但同时也是干扰：“家庭是否可以让孩子有选择权？是否在他们面对挫折时，有足够的承托让他们站起来？这才是重点。”
抗逆教育成果未明
《研究》建议，学校加强对于学生的“抗逆教育”和“情绪教育”。这并不新鲜。教育局早在2004/05学年开始推行“成长的天空计划（小学）”，通过辅导课程、小组、历奇亲子活动培养学生抗逆力。教育局后续还推出支援学校推动体能活动，鼓励学生勇于接受挑战、发挥潜能的“跃动校园活力人生”计划；与不同的纪律部队及制服团队在中学推行的“多元智能跃进计划”；以历奇、团队及解难训练提升学生的抗逆能力的“学生大使–积极人生”计划；培养正面自我价值观的“WE”正向动力计划、“愈感恩、愈宽恕、愈快乐计划”。此外，局方每年举办“关怀校园奖励计划”，鼓励学校建立关怀的校园文化。
然而，五花八门的计划中，最久的已实施二十年，而时至今日，学生的心理健康、抗逆力、情绪管理能力却日趋低下，学童自杀率创新高，教育局是否有检视和反思计划的执行和成效？《香港01》记者就此向教育局查询上述项目成效、评估标准、学校及学生参与率、不参与的学校之顾虑、课时占比、不同项目侧重点等具体数据和问题。教育局回复时未有给出任何数据，而是强调“学校均积极参与，回馈正面，认同活动和计划有助学生建立正向思维和良好品德，增强他们的正能量，提升他们的抗逆能力和生命质素。”
梁重皿则提醒，抗逆力的培养是实践性的，体验失败和其中情绪，并非纸本和教材能训练。另外，有些历奇课程虽重视实践，但只是让学生“玩”一次，而她强调“抗逆力不是一次就能培养得了的，需要持续做，但我目前没看到香港实行得好。”
在2004/05学年，政府预留每年5000万元拨款推行小学“成长的天空计划”；到了2019年，政府进一步优化小学“成长的天空计划”及中学“多元智能跃进计划”，涉及的全年额外开支高达2600万元。教育局愿意加大力度支援学生固然值得肯定，然而，假如当局从未系统化评估各类项目的成效，只是让学生在一两次活动后随意填写问卷便草草了事，那么不断增加公帑展开一个又一个计划，又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