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大辩论｜香港魅力何在？张炳良：非造作、生硬、复制内地城市

“香港的魅力何在——国人会以怎样的香港为傲？我相信不是一个造作、生硬、复制内地城市的香港。”——曾任民主党创党副主席、香港教育大学校长、运输及房屋局局长的资深公共行政学者张炳良，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40周年之际（12月19日）于报章撰文，回顾国家和香港实践“一国两制”的曲折之路，并提出在“爱国者治港”新时代的三大改革挑战：第一，维持怎样的资本主义？第二，中央和港人如何共同治港？第三，在“融入国家”和“拥抱国际”之间，怎样取得平衡、相辅相成？

40年前的12月19日，中英两国正式签署声明敲定香港回归。张炳良就此在报章发表《一国两制之路不能停下来——中英联合声明40周年有感》一文，回顾这些年来的机遇和曲折。

“十年过程，由虚到实，寻求共识，协调各界利益。为维持视为行之有效的港式治理和自由经济，政治体制保持行政主导，但加入循序渐进的选举元素，其他主要制度及基本政策皆延续原制。”张炳良首先指出，如今有些新世代基于历史认知不足，误以为“一国两制”是中英“谈判”的结果；但实际上，这是中央自1979年后听取各界意见所形成的突破性构思，并且以此为基本方针搭建框架、出台政策、制定《基本法》，才得以落实。他表示，这段来之不易的历程，可见“中央不欲收回一个失去价值的香港”，“当年京港互动之频仍、社会辩论之纵深、政治光谱各方筹谋香港未来之认真，今天或难以想像。”

“回归后香港一直在变与不变之间徘徊。”张炳良的第二大感触，是特区经过20年出现严重治理危机。他提到，首任特首董建华锐意改革，例如教育、医疗、科技、公务员等，但因利益矛盾处理不善，多以挫折收场；及后历任特首亦曾思考经济转型，如曾荫权放弃“积极不干预主义”，梁振英和林郑月娥主张“有为政府”，可惜欠缺策略和手段，又受政治纷争所缠，导致深层次矛盾累积。结果，香港不但未能顺应国内国际之变而变，反倒陷于蹉跎，发展滞后。至于香港人所追求的“高度自治权”，也在国安立法失败、分离主义冒起、颜色革命苗头出现之下，迎来了中央强调“全面管治权”、修改选举制度，从而整顿政治秩序——张炳良对此感叹，“路径本来不必然如此，惟泛民偏激追求虚妄，乃主因之一。”

“特区要能内地城市所不能、扩大国际化、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才能贡献所长，符合国家最高战略利益。”张炳良续指，踏入“二次回归”的新时代，“爱国、国安、行政主导”这三条政治底线十分清楚，目的在于“均衡兼顾，回复活力的香港”，关键在于怎样“治理”。事到如今，中央要求大力改革，而张炳良就此提出应该反思的三大改革问题：

第一，维持怎样的资本主义？张炳良说，上世界的香港经济奇迹，有赖于管理创新、专业企业精神、中小企业拼搏敢干；如今若要推行经济改革、寻求区域定位，不能事事只靠北水，也不能全凭政府规划指导，而要善用原本拥有的相对优势，寻求更能符合“一国两制”独特性的“市场动力+政府推动”形态，方能既融入于国家，又有别于内地。

第二，中央和香港如何共同治港？“在社会主义的国家宪政下，香港的治理和法治体系既异于内地，也存互动及对接配合，不能与母体互为排斥，否则削弱一国两制的可持续性。”张炳良认为，港式治理既应把传承下来的英制本土化，亦应吸收内地和国际经验予适应化。至于《基本法》规定的“普选”目标，他则冀支持民主的人多反思：未来的“普选”路线图应该如何？怎样体现五光十色的政治面貌？如何团队不清一色的多元社会？

第三，在“融入国家”和“拥抱国际”之间，怎样取得平衡、相辅相成？张炳良强调，国家所需要的香港，是一个站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面向国际、做好枢纽香港。“说到底，香港的魅力何在——国人会以怎样的香港为傲？我相信不是一个造作、生硬、复制内地城市的香港。”他藉“在宁波，看见文明中国”这口号建议香港，应该勇敢担当国家的“自由之都”，“让世人在香港可看见中国最开放、自由、多元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