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大辩论|迈向千万人口 宋恩荣黄伟信:每年需吸18.5万名移民

撰文: 凌益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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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长官李家超月初(12月4日)表示香港要有1000万人口才能保持竞争力。“民智行动设计智库”创办人宋恩荣及研究副总监黄伟信联合撰文指出,按照政府统计处最新发表的《香港人口推算2022-2046》推演,假如香港要在2046年实现1000万人口,此后22年每年平均要有14.5万人净移入;倘若根据近年“移民潮”人口外移速率大胆假设,香港平均每年需要吸收18.5万名移民。两人认为,目前的人口政策不够全面,有必要重设由政务司司长牵头的“人口政策督导委员会”,吸纳不同专业人士,定期检讨人口现状、研究未来发展趋势、衔接国家发展战略,提出切实可行建议。

香港正处社会大转型,先后经历2019年修例风波和长达三年的新冠疫情打击,经济复苏比预期缓慢,人口外移情况仍然持续,而人口老化问题亦日渐严峻,亟待特区政府全面规划长远人口政策。(资料图片)

香港正处社会大转型,先后经历2019年修例风波和长达三年的新冠疫情打击,经济复苏比预期缓慢,人口外移情况仍然持续。近年包括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经济学家王于渐以及作为倡议型媒体的《香港01》,都曾促请特区政府规划长远人口政策,打造香港成为千万级人口的国际大都会。月初,特首李家超接受电台访问时终于表示,香港作为领先城市,若要保持竞争力,应该要有1000万人口,所以特区政府现正推出人才引进政策(俗称“抢人才”政策)。对此,宋恩荣和黄伟信昨日(12月19日)联合在报章发表《积极推进人口政策建设千万人香港大都会》一文,指出香港人口老化或成“发展拦路虎”,“无论香港应否或能否建设千万人大都会,都要大量输入青壮年人才,也需制订全面的人口政策。”

政府统计处于2023年8月发表的《香港人口推算2022-2046》显示,从2024年中至2046年中的22年间,香港人口将由753万增至819万,当中扣除单程证移民数字后,预计每年平均净流入2.8万人。但宋恩荣和黄伟信的撰文提醒,有关推算离1000万人口仍有不少差距,而且可能忽略了人口老化对城市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因为预料直到2046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由22.8%升至36%,年龄中位数会由47.9岁升至55.5岁,劳动人口参与率则由57.1%降至51.6%。他俩因而提出,香港需要输入比政府推算多得多得青壮年人才。

宋恩荣曾经长期担任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系主任,于2019年后创办非牟利机构“民智行动设计智库”(CADL),让年轻研究人员和资深学者共同参与政策研究。(资料图片/欧嘉乐摄)

“特首虽已表示香港应要有1000万人口,但因香港无人口政策,是以没有政府文件显示香港每年要吸收多少移民才能建设千万人大都会。”宋恩荣和黄伟信表示,若要建设千万人口的大都会,不但需要整全的人口政策,而且需要土地、基建、交通运输、房屋、经济、产业、教育、医疗及社会设施等等规划——可惜前者自从跨部门的“人口政策督导委员会”于2017年6月解散后就陷入真空状态,遑论后者如何配合。两人又提到,即使今年立法会成立了“研究人口政策和措施小组委员会”,但从相关官员在会议上的表现来看,似乎难以令人满意,有不少议员甚至表示对于人口政策感到失望,缺乏高层次的督导

宋恩荣和黄伟信又尝试重新推算,假如香港要在2046年实现1000万人口,此后22年每年平均要有14.5万人净移入;倘若根据近年“移民潮”人口外移速率大胆假设,即假若每年平均有4万人移走,那么平均每年则需要吸收多达18.5万名移民。本港目前主要有单程证、外籍家佣、各种优才计划这三种吸纳人口的方式,而宋恩荣和黄伟信推算,每年扣除首两类合共4.7万人后,仍需透过不同优才计划吸纳13.8万人才能达标。

黄伟信是民智行动设计智库研究副总监,同时也是年轻政团“香港新方向”的执委,曾于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参选工程界。(资料图片)

按照特区政府的数字,特首李家超在《施政报告2022》推出“抢人才”措施后,至今已经批出超过26万宗申请,计及其家人合共吸引多达35万人来港定居,即每年平均有17.5万人,按此速率理应可以达标。不过,宋恩荣和黄伟信认为,近日不少新闻报道揭发,最受人才欢迎的“高才通”人数恐怕有不少“水份”,有待当局进一步核实和确认实际人数。

“综上所述,重设一个由政务司长牵头的人口政策督导委员会,对促进香港大都会建设至关重要。”宋恩荣和黄伟信建议,该委员会应广泛吸纳来自不同部门和专业背景的委员,定期检讨人口现状,研究未来发展趋势,衔接国家整体战略,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宋恩荣曾经长期担任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系主任,于2019年后创办非牟利机构“民智行动设计智库”(CADL),让年轻研究人员和资深学者共同参与政策研究。黄伟信则是民智行动设计智库研究副总监,同时也是年轻政团“香港新方向”的执委,曾于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参选工程界。较早前,宋恩荣在报章撰写《从“50年不变”到“识变、应变、求变”》系列文章,指出若要克服改革阻力,应订出优次缓急、取信于民、做好危机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