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天气频现 香港距离“韧性城市”有多远？
全球变暖和厄尔尼诺现象之下，不寻常的“酷热”和“暴雨”成为了新常态。不过，极端天气的风险并不止于雨灾或暑热，更关乎生命安全、公共卫生、身体健康和城市永续发展。当发达地区已向建设“韧性城市”迈进，香港的抗灾能力却显得薄弱。
极端天气风险
不止“安全”更涉“健康”
2023年的“世纪黑雨”历历在目。当年9月7日，天文台在一小时内录得158.1毫米降雨量，黑色暴雨警告持续生效了16小时35分，多地的商超、地铁站被淹没。2024年的“酷热天气”也令人难忘，是香港自1884年以来最暖的一年，也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而且全年平均地表温度比1850至1900年的平均值高出1.55℃，首次超过1.5℃温升红线。今年4月15日，天文台发出首个酷热天气警告，是有记录以来年内最早发出该信号。
类似现象只会更加频繁，但并非无迹可寻。2023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院联同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他们根据2001年起的本地气候数据建立气候模型进行推算，结果显示，过往十年至2040-2049年，本港热夜日数的十年平均值会由32日增加五成至约48日；极端降雨情况亦会增多，预计2040-2049年的最高一小时雨量可达230毫米，比去年9月“世纪暴雨”创下的新纪录还要高四成。研究团队还指出，随着极端降雨将更强烈和更频繁，出现山泥倾泻、严重水浸的机会亦会大增。
面对极端天气，香港往往只关注“暴雨对安全”的影响，近年才开始把“酷热对健康”的风险视为议题。劳工处自2023年起发布“暑热警告”，提示工人及时休息；不过，警告并不具备强制法律效力，实际作用有限。工业伤亡权益会去年夏天以问卷调查的形式访问了407名建造及装修行业工人、清洁工人，有近半受访者表示曾在暑热环境中感到不适，但约45%的受访者并没有每两小时10至15分钟的休息时间，逾半受访者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并无得到额外休息时间。上周二（6月24日），天文台发出“酷热天气警告”期间，机场三跑工程有工人下班后在登船期间晕倒后猝死。同类事件越来越不鲜见。
气候变迁影响
“吃不饱饭”并非不可能
不过，极端天气的风险并不止于雨灾或暑热。2022年发表在《自然·气候变迁》（Nature Climate Change）期刊上的研究指出，气候变迁对多种人类病原体的传播有明显的影响。气温上升和降水模式的改变，会扩大某些病原体的传播范围，例如蚊子的栖息范围会因此扩大，蚊虫相关的疾病，如登革热和疟疾在新地区被发现。气候变迁还可能影响病原体在环境中的存活能力，例如极端降雨事件有利于某些水源性病原体的繁殖，可能会导致霍乱和其他肠道感染疾病的爆发。此外，气候变迁还可能透过影响社会经济环境来间接影响疾病的传播，因为经济困难可能导致医疗资源短缺，进而影响疾病的控制和预防工作。
值得关注的是，不同群体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以及面临的健康风险都不尽相同。例如炎热天气对于老年人的致命风险更高，㓥房户和户外工作者则更容易受到高温的威胁。此外，不同地区所面临的健康风险也存在着地理差异。热带地区可能因气候变迁面临更多与蚊虫传播疾病相关的风险，而寒冷地区则可能面临与呼吸道疾病相关的风险。
“吃不饱饭”对香港来说似乎已经是一个遥远的问题，但气候变迁却在悄悄擡高我们选择食物的成本，并减少我们拥有的选项。咖啡价格的上涨，源自于越南高温天气所导致的咖啡减产；餐厅菜单上消失的橙汁饮品，揭示着全球橙子供应不足的危机——橙汁出口占全球70%的巴西受自然灾害影响，橙的产量锐减了24%；大米价格的上升和供应量的减少，则是因为食米的重要来源地东南亚，同时也是全球环境破坏的前线、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长期面临高温、森林流失、用水紧缺、洪水和旱灾频发等问题。
内地频频受灾
如何影响我们的餐桌
香港的食品供应高度依赖进口，九成以上都来源于非本地，这意味着我们的日常生活饮食，都与远方的变化有关。虽然有便捷的物流和充足的供应，但由于本地农业生产能力的缺乏，面对外部变化的应对能力较为被动。新冠疫情期间，食米和日用品成为热门抢购商品；过去广东发生暴雨、洪灾时，供港蔬菜的价格往往也随之上涨。内地作为香港食品供应的主要来源地之一，近年频繁受到气候灾难的威胁。2021年，中国北方异常降雨造成多地玉米减产、秋播推迟；2022年，南方罕见的夏秋连旱对农业生产影响严重；2023年河南多项气象指标极端性创历史纪录，造成冬小麦籽粒发芽、霉变，产量和品质下降，河南省夏粮减产6.9%。
同样高度依赖食物进口的新加坡，自2019年起启动“30by30”计划，旨在逐步减少对进口粮食的依赖，目标是在2030年将粮食自给率提高至30%。新加坡食品局提出“3 Food Baskets”策略，即多样化进口来源、开发当地资源以及协助本土企业扩展海外市场。新加坡政府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虽然新加坡在2018年和2019年连续两年获得全球粮食安全指数（GFSI）排名的头名，但在2020年下降至第19名，并在随后的两年分别排名第15和第28。2020年全球粮食安全指数亚太地区的报告指出，发达国家在其它项指标中的强势表现被日益增加的气候风险所抵销，其中，新加坡和日本面临着气温上升、严重风暴和海平面上升的高风险，这些都对他们的粮食安全构成威胁。
面对种种气候变迁带来的问题，香港早有建立“韧性城市”的呼吁，但未见官方积极行动。韧性（Resilience）城市的概念强调城市经历灾害后的复原能力，指代城市在各种冲击和压力下能够积极适应、正常运作并朝向永续发展，包括适宜气候变迁。例如法国为应对气温上升产生的“热岛效应”推出“冷岛规划”，保障市民能够在8分钟步行路程内，找到可以快速降温的公共场所，这些场所包括树荫、喷泉、提供冷气的公车站、图书馆等；长期面临水灾的荷兰鹿特丹，秉持“与水共存”的思维，创新地打造了长期漂浮在水上的建筑，包括水上住宅、办公室、展馆和农场，水上建筑能够随著水位上升而上升，底下的流水还能够替代冷气，帮助房屋降温。
建造韧性城市
从“与天争地”到“与水共存”
对于香港来说，增加城市的韧性意味着增加常见降水灾难的应对能力，渠务署推行的“雨水排放整体计划”便是典型手段之一；同时，香港也应当未雨绸缪，为食品供应、疾病传播等潜在的风险做好预备方案。香港理工大学于2017年发布的《香港韧性城市建设初步评估报告》指出，“未能充分鉴别、了解和利用现有及未来风险以提升御灾力，以及薄弱的机构抗灾能力”是香港的薄弱之处。具体表现包括香港的城市愿景没有将可能的灾害纳入考量，尚未设有“抗震”建筑物，未就各种灾害的严重性分配相应的资源，参与建立御灾力的持份者之间缺乏有效途径加强知识与技能分享。
2023年的世纪暴雨造成的严峻挑战，让我们反思香港面对极端气候的韧性，以及规划更好的应对方案。去年5月23日，渠务署署长莫永昌在雨季防洪工作简报会上表示，年度重点是韧性防洪，除继续推展防洪基建工程，减少水浸风险，也会循超前准备，加强预警。
不过，建立城市的韧性或许不仅仅有政府的责任。洛克菲勒基金会（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曾发起百大韧性城市（100 resilient cities，简称100 RC）的项目，鼓励城市将在多个领域和利益持份者合作，并提供平台，促进城市内部以及与其他城市的对话合作。常常被视为韧性城市典范的荷兰的鹿特丹，在加入“100 RC”后，对于韧性的规划从侧重于应对短期特定的冲击，转变为更加注重日常的压力和长期的挑战；“韧性”从政府的执行目标逐渐被视为政府、非营利组织以及公民共同的任务。
鹿特丹的非营利组织熟悉当地的问题，善于与居民进行协调沟通，鹿特丹政府在推动韧性城市相关的政策时，公共部门与当地的非营利组织合作，以促进弹性和开放的规划和协商空间。此外，政府鼓励居民参与韧性城市的设计，例如发动居民与公共工程部、建筑设计师合作，在社区公园建造生态湿地、雨水公园，探索社区如何与雨水共存。“三角洲城市鹿特丹（The Delta City Rotterdam）”App的推出，则能够让市民及时掌握韧性城市建设的情况，监督建设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