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要改革｜从公共服务逆市加价说起——加富人税更能体现公平正义

特区政府持续录得财政赤字，今年多项公共服务“逆市”加价引发社会争议，不少声音质疑当局透过加价转嫁财赤压力，又批评公共财政管理失当。香港理工大学专业及持续教育学院社会科学、人文及设计学部讲师李峻嵘认为，公共服务应该上调收费，因为不少项目确实长期未有调整加价，而根本原因在于港府缺乏长远规划，所以多年未曾改变公共财政和税制政策。他说公共服务加价必然对基层造成最大影响，政府应该加以改革累进税制，向富人和财政征收更多税额，以此补贴库房和基层服务。但他也感叹，在市民已经形成鲜明的“自力更生”观念而政府对于自身角色仍有迷思的情况下，改革能量仍然不足，“就算是基层街坊也不会认为征有钱人的税是合理的。”

过往财政盈余丰厚
不敢合理提高收费

特区政府自2019/20年度开始连续录得财政赤字，在2023/24年度录得财赤共1,718.94亿元。负责制定《财政预算案》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年1月发表网志时预告，一些在“用者自付”原则下提供的公共服务，由于收费长期未有调整，收入远远未及收回成本，将会作出检视。随后，许多公共服务陆续宣布加价：房委会将于明年1月上调10%的公屋租金，公屋居民平均每月租金上调230元；教资会资助大学公帑资助课程将于明年开始连续三年加学费，每年加幅大约在5.5%；医务卫生局正研究公立医院急诊室费用“可加可减”机制，将根据病人病情严重程度进行分流，并按分级收费；水务署也表示有需要调整收费。

不同，主事官员全都否认加价与千亿财赤有关，又强调加价具备“追赶通胀”、“多年未加价”、“弥补亏损”等理由，并重申增幅温和，相信不会对市民造成过大负担。例如，水费在过去29年未曾加价，公立大学学士学位课程也长达20年未有加价，公立医院急症室也有7年未加价；又如，加价可以避免公共服务被滥用，公屋租金遵循居民收入指数而上调，再不加价将会录得亏损。然而，社会对此仍有不少争议，当中最主要的是斥责政府因为财赤问题和自身责任而向公共服务开刀，明显损害基层群众的利益。

对此，香港理工大学专业及持续教育学院社会科学、人文及设计学部讲师李峻嵘认为加价是合理的：“20年无加价其实是很神奇的事，其实以前都应该加，只是盈余太多，加价一定会遭到反对，所以政府不敢加。”除了2008/09年度出现些许财政困难、仅录得15亿元盈余外，港府在2004/05年后的每个财政年度均有盈余。过去盈余丰厚时，加价将面临巨大舆论与政治压力。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港府为应对疫情投入大量资金，在公共卫生领域上，三年间耗资超过6,000亿港元。当时库房已经出现亏损，但为免舆论反弹，也并未在疫情期间对相关服务进行加价。如今，香港已度过最困难的阶段，但财赤问题仍未解决。因此，政府选择或同意部分服务进行加价，以期收回成本，并逐步缓解财政压力。

施政陷于派别角力
缺乏能量改革税制

话虽如此，但李峻嵘也指出，“一刀切”增加公共服务开支，肯定会对基层造成最大影响。“社会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他解释，这不仅是加价的问题，而是牵涉到整个公共财政的逻辑，以及政府税制的缺陷。“它（政府）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减少赤字，但财政问题不会因此得到解决。”李峻嵘分析，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就是向有能力、有钱的人和企业征收更多的税，这在减少一般市民负担的同时亦能补贴库房，但对香港来说似乎难如登天，最简单的例子是，政府碍于与商界的关系不敢向商界征税，“整个社会都没有这样的能量，就算是基层街坊也不会认为征有钱人的税是合理的。”另外，大多数精英都有种迷思，认定香港的成功之道是靠“低税政策”，担心倘若失去这一优势，香港不再具备特殊吸引力和竞争力；对于这一困境，李峻嵘认为不能靠香港单打独斗，必须连同众多国家和地区共同制定最低税率，因为“相互斗争解决不了问题，只有合作才能制约资本。”

可是，港府不具备强大的政治能量，市民也早已树立起“用者自付”、“自力更生”的观念，并将其内化为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从而形成鲜明的“个人主义”情结。“用者自付”倡导使用者应承担公共服务的部分费用，故市民普遍不视公共服务为理所当然的免费品；“自力更生”则促使市民养成自我负责的态度，认为个人事务理应自行解决，“大家不觉得财富再分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以政府“派糖”为例，香港市民普遍将其定义为“额外的奖励”，而非“政府的责任”或“自身的权利”。但同时也显而易见，市民常常陷入“所有不幸都要赖政府，同时坚信很多事情要靠自己”的思维怪圈。

即使政府在理财上不会违反惯常的思维定式和原则，如低税率及简单税制，但很多实际细节的操作，却在很大程度取决于“政治角力”和当时的舆论生态。例如2011年向成年的永久性居民派钱的“$6,000计划”和2018年向“三无”成年人派发4,000元的“关爱共享计划”，都是由于政府大幅低估财政盈余，结果碍于政治压力和社会舆论，直接派钱以“减少盈余”。李峻嵘批评，政府缺乏长远规划，各门各派的政治力量和社会主流思想也是短视的。譬如，尽管政府早已预测到人口老化问题即将爆发，劳动力会减少，但没有致力引导社会形成足够讨论，也没有魄力及早筹谋完善的解决方法，不过平情而论，“政府不是没有准备，但问题是缺乏社会多方参与，导致政府没有压力和决心去准备充足的弹药。”

汲取无为历史教训
政府必须发挥作用

李峻嵘说，相较于20年前对于公共服务开支的削减力度，是次轻微很多，但很多社会问题都是从那时累积至今。例如“医生荒”，正是由于政府自1998/99财政年度起录得赤字，即使公立医院服务供不应求，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仍于2000年决定削减医科名额，政府更在2003/04至2005/06年度削减医管局预算。“政府某程度上吸收了20多年前的经验，不会再认为一定要大幅削减开支才可以解决财政问题。”他相信政府不会重蹈覆辙。

李峻嵘又提到，往届政府把“小政府，大市场”这经济原则奉为圭臬，幸而今天已有改变迹象，主流思想不再认为市场的发展和政府的角色是对立的，“反过来其实是要政府做很多事情，才可以令市场蓬勃起来。”他说创科就是最明显例子，他也因而并不赞同一些基于千亿财赤而反对“明日大屿”及“北部都会区”发展计划的意见，因为香港若要摆脱资产捆绑的社会结构，就要进行经济结构转型，政府必须支持创科或实体的发展，引导钱和人才以及社会资源流向此处，而这必然会导致部份既得利益群体受到很大损失。

李峻嵘也不赞成“经济衰退”的论调。在他看来，当下社会人均GDP有所增长，失业率很低，实际工资也有上升，而且没有大量资料显示香港实体经济已经萧条到了水深火热的地步；而社会上之所以有那么多悲观的情绪，是因为过去社会过份强调金融和地产，“对有钱人来说资产增值比人工收入更加重要。”如今这两个行业前景黯淡，曾经靠这些赚钱的群体如今利益受损，但他们仍然在社会占据较高地位和话语权，难免影响舆论风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