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精神健康｜“亡羊补牢”的政策能救孩子吗？

新选制下的现届立法会，至今共有12位议员就“精神健康”议题提出12次质询或议员议案，其中有关青少年和儿童的精神健康议题被提及7次，儿童及青少年精神科专科门诊的资源不足问题被提及2次，各类服务支援计划多达15项。特区政府每每回应十分重视有关问题，但综观各类数据不难发现情况并无太大改善：中小学生精神病患病率在五年内激增230%、去年中小学生自杀死亡率创历史新高、儿童及青少年精神科医患比例达到1:1089。上月底刚卸任“儿童事务委员会”委员的儿科医生王晓莉接受《香港01》访问时指出，问题症结之一在于政府并无长远规划和检视成效，“每次自杀个案上升时，就会成立一些委员会，做一些措施，但一两年后便抛诸脑后。”

新议会3年半7提学生精神健康

在一个以学历价值为职业导向的金融社会中，家长的期待、同辈的比较、生活的压力等等，无一不成为年轻一代身上的重担。长达三年新冠病毒疫情更将问题放大到极致，中小学生缺乏校园规范、正常社交和户外运动，又因为各种原因难以跟上网络课程，不少人难免陷入情绪问题，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学生（SEN）尤甚。去年全港发生32宗中小学生怀疑自杀身亡的案件，高于2015/16学年学生自杀潮的数字。根据教育局向立法会特别财委会提供的数据显示，近年公营中小学罹患精神病的学生数目持续递增，从2018/19学年的600个，翻了三倍多至2022/23学年的1980个，而五年内增幅更是高达惊人的230%。

这个月的立法会会议上，“精神健康”一词也频频被提起。6月5日，新思维社福界议员狄志远就“中小学生的精神健康”向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提出口头质询；6月12日，新界东南地区直选议员林素蔚就“检讨香港精神健康政策”提出议员议案。若把时间线推移至现届立法会展开会期的2021年，至今共有12位议员曾就“精神健康”提出12次质询或议员议案（见下图），其中有7次涉及青少年和儿童。特区政府总是表明相当重视有关问题，并且列举专门针对学生精神健康的政策，包括至少8个支援及服务项目（如“医教社同心协作计划”），至少4个资讯及教育宣传项目（如“精神健康素养”资源套），至少3个公帑资助项目（如“校园•好精神一笔过津贴”）。然而，综合各类数据，问题未有明显改善。

特区政府在2018年成立儿童事务委员会，儿童发展及成长的事宜制定政策、订定策略及工作优次，并监察有关政策及服务的实施情况。当时获委任为非官方委员的儿科医生王晓莉，刚于上月底卸任有关公职。她早前就学童精神健康问题对策接受《香港01》专访，对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表示肯定：“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社会人士，对儿童及青少年的精神健康问题的关注，一定是比过去十几二十年多的。”可是，问题为什么难以解决？

服务数不胜数成效无人可知

翻查会议内容发现，议员的提问和政府的回应总是重重复复。每隔一段时间，不同议员就会围绕学生自杀及罹患精神病的数字、各类政策服务进展及成效、教育宣传情况等问题要求政府作答，多少有些行礼如仪。而政府除了回应最新数字，就是重申已经推出多项支援和服务，例如在12次回复中7次谈及三层应急机制和三层支援模式；然而，每每涉及有否资源优化政策，服务落实及成效等问题，当局则说些官话、空话、转移重点或避而不谈。

这种官僚，同样见诸于由特区政府委任的高层次委员会——儿童事务委员会。截至今年5月30日，即王晓莉正式卸任前夕，有多位问责官员共同组成的儿童事务委员会合共举行21次会议。王晓莉透露，她与委员多次向政府追问投入资源和服务后的问题改善成效，包括学校有否采用资源套、采用后成效如何、多少学校遵循指等等，可惜政府从未详细解答，“只会说他们投入了多少资源，给了学校多少资源套，教育局颁布了什么指引。”一个典型例子是，去年年底，为应对学童自杀，当局紧急推行为期两个月的学校为本的三层应急机制，但在机制结束前夕，当局突然宣布延长至今年年底——如果机制有效，当局做法自然无可厚非，问题是，政府并未进行详细调查，也未仔细研究机制——需要加强哪一层的资源？多少学生因而解困？延长期限预期得到什么成效？这些问题全都没有数据支撑。

除了学校的应对机制之外，王晓莉也非常关心专治儿童及青少年的精神科医生人手严重不足的问题。2019年医管局统计数据显示，全港共有378名精神科医生，但当中只有224人服务于公营医疗系统，而专注于儿童及青少年精神科的医生更是少之又少，仅仅37人。2021/22年度，有关精神科医生与求诊人次的比例高达1:1089，门诊例行个案预约新症轮候时间的中位数则长达80个星期。另外，可为12岁以下怀疑或已确诊有发展障碍或行为问题儿童，提供医疗诊断、评估及转介服务的体能智力测验中心，在2018年至2020年间只有49%至65%的新症能够在6个月内完成发展/行为评估，低于政府所定下的70%目标。

儿童精神问题更易根治

从业30年的王晓莉指出，许多轮候体能智力测验中心的未成年人未必有很严重的精神问题，但由于资源不足，他们无法接受简单评估，导致轮候时间大幅延长，且使已存在轻微精神问题的儿童因无法及时就医而病情恶化，后续治疗更加困难。例如青少年容易罹患思觉失调，及时得到医治就能完全康复，但若拖到成年再去处理，则容易演变为精神分裂症。“许多精神疾病在青少年或儿童时期更容易根治，反而成年以后会越来越难治疗。”她认为，政府对儿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问题的认知及投入的资源都不足够，“如果在儿童阶段解决了问题，就不会有那么多有精神问题的成年人，整体来说或可节省金钱。”

反观澳大利亚，早在2006年就为青少年建立基层精神健康服务平台，雇用基层医疗从业员处理较轻微的个案，而且中心提供的服务大多数均无需普通科或儿科医生的转介，大大提升评估及效率。王晓莉补充道，澳大利亚政府还设有儿童事务专员，与专门团队每年进行儿童福利、健康等情况调查，提出政策建议并落地执行，以及跟进服务成效。相较之下，儿童事务委员会只是咨询组织，没有任何实权，曾任6年非官方委员的王晓莉对此感到相当无奈：“我们只能给医管局、教育局一些建议，但他们不做我们也没有办法。”

在上述立法会12次“精神健康”议题中，仅有2次有提及儿童及青少年精神科专科门诊的资源不足。政府为了增加本地医生人手，在2022/23至2024/25学年的三年期内，将320个医学生学额至590个；以及在2023年5月扩大“人才清单”，开放包括全部13个法定医疗专业医生人才引入。但王晓莉指出：医学本科生的学习时间长达5至6年，毕业后起码还需要进行6年专业训练，至少需要12至15年才能能成为专科医生。此外，扩大学额没有规定精神科学生比例，更没有细分至儿童及青少年精神科，根本无法预估能否补充精神科医生缺失。“增加学额，引入人才，就能改善他们的精神健康问题？”她表示难以回答。

缺乏长远规划持续“亡羊补牢”

香港儿科医学会及香港儿科基金曾联同社会专业人士在2015年制订《香港儿童健康政策倡议书》，希望政府设立儿童健康政策框架，为政府订下政策的优先次序及资源投放的方向，以宏观视角分析去全港儿童健康问题，预测未来发展趋势，及检视各类计划成效，“但到现在都没有回音，就连儿童事务委员会都是社会各界要求了几十年才实现的。”

政府不时为人诟病，在许多社会问题上一直秉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态度，而非考虑长远规划，面对学童精神健康同样如是。“每次自杀个案上升时，政府就会成立一些委员会，做一些措施，但一两年后便抛之脑后。”就如2015/16学年学生自杀潮发生后，政府就研制出“三层支援模式”，且于2016年成立防止学生自杀委员会，2017年又成立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到去年再次出现自杀潮，便如法炮制一个“三层应急机制”试图救火。

但政府是否有思考过，如果所谓支援模式、各类委员会能够发挥效用，为何学生自杀率、患病率年年上升？各类支援政策的作用与缺失究竟如何？王晓莉始终强调“成效”二字，“就像医生为病人开了一种药，这种药是否能帮到手是要看成效的，如果只是一味开药不看成效，那未必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