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塑禁胶．策解｜胶、纸餐具之争的重点是什么？
4月22日，管制即弃胶制餐具政策（简称“走塑令”）开始实施，纸、木、竹等材质的“绿色餐具”开始取代过往的塑胶餐具。不少传媒重点报道很多食客抱怨纸餐具有异味、易损坏，有论者甚至翻找出科学研究举证木制或纸制餐具含有威胁人体健康的化学物质、并不比塑胶餐具更加“绿色”云云。不过，这些声音似乎都错了焦点，只是将诉求放在“取消走塑”，而非积极寻找更加环保、更加健康的解决方案。
胶制比纸制餐具更健康？
香港人口口声声支持环保，但“走塑令”一出，就被渲染得满城风雨。网上流传一项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的研究实验，针对39款不同材质的饮管样本进行PFAS（全氟/多氟烷基物质测试）。研究发现，几乎所有纸饮管都被验出含有PFAS，五个品牌的竹制饮管中有四个检测到PFAS，唯有不锈钢饮管未有检测到任何PFAS。PFAS因其耐热性和防水性，被大规模应用于工业生产，但它难以分解，并且会在人体内累积。PFAS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尚未有确切的定论，不过一些研究表明，长期暴露于高浓度的PFAS可能与一些健康问题相关。此外，还有一些人质疑，纸餐具的防水涂层和湿强剂，可能会有致癌风险。
该实验在本地引发不少回响，并获多个媒体转载报道。然而，当他们侃侃而谈木制或纸制餐具威胁人体健康时，却完全忽略以往广泛使用的塑胶材质同样存在安全风险。在上述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的实验中，四个品牌的塑胶饮管中就有三个被检测到PFAS物质。事实上，在香港仍在因为塑胶餐具的便利性而选择性遗忘其危害性的时候，很多地方早已因为塑胶降解速度缓慢、塑胶微粒或会残留人体等问题，愈发重视其对健康的潜在风险。一篇于2022年3月24日发表在《环境国际》期刊（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的文章〈塑胶颗粒污染人类血液的发现和定量 〉揭示，人体排除塑胶微粒的速率比吸收到血液里的速度慢，即人体可能在排除塑胶微粒前就已将其吸收至血液中。同时，根据多项以鼠类进行的短期实验，塑胶微粒对肠道、肾脏、造血功能等方面，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
香港不是没有人关注塑胶危害。2017年11月22日，时任立法会会计界议员梁继昌就“微塑胶对生态环境及人体健康的影响”向环境局局长黄锦星提出口头质询；黄锦星回应指将会委托顾问进行研究，再制定适宜本港的方案，并会视乎研究结果考虑进行微塑胶的环境分析研究，范围可包括海水、沉积物、生物及污染源（如污水处理厂及雨水渠的排放）等。及后两年，立法会（乡议局）议员刘业强和民建联新界东议员葛珮帆，都分别再就有关问题向环境局提出书面质询，但局方的回答大同小异，只是重申当局正在研究应对措施，包括考虑管制或禁用即弃塑胶餐具，并会继续宣传“走塑”文化等等。但直到今天，研究多时的“走塑令”终于实施，一些市民却显得惊慌失措，可见政府的宣教工作并不到位。
自备餐具才是解决之道
值得再提的是，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的研究显示，只有不锈钢饮管没有被检测到PFAS；因此，研究人员建议消费者使用不锈钢饮管，或者尽量避免使用饮管。这似乎与港府对纸餐具争议的回应不谋而合，即鼓励市民习惯自备餐具，弃用即弃餐具，实行源头减废——但偏偏，当局却无法为公众提供有说服力的解说，未能令大家明白为何环保、如何环保。社会讨论环保议题时，常常看作是在“便利”和“环境”之间作出道德抉择，但实际上，绝大多数的环保行为并非是在保护“自然环境”本身，而是保护人类的“居住环境”，确保其宜居、清洁、安全，从而保护人类自身的生命健康权。因为无论沧海桑田，无论是否垃圾围城，地球都只是以不同型态进行运转，而人类的生存状况却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
“走塑令”引发的环保餐具热议声中，同样出现类似的失焦情况：反对声音似乎并非为了寻找更合适的替代方案、并非为了建立更绿色和安全的环境，而是为自己争取使用塑胶餐具的“权力”。早在纸质餐具致癌传闻流传之前，学界不时发表揭示塑胶制品健康风险的研究，环保团体也长期宣传塑胶的危害性，社会却鲜见要抵制使用塑胶餐具的声浪。4月25日，环保署设立的“绿色餐具平台”邀请几间供应商现场示范餐具的使用，其中一间品牌的竹叉在示范过程中两度折断，这一尴尬情节旋即成为网络热话，甚至视为“环保餐具不可靠”的证据；然而，人们忽视的是，其他几间供应商的餐具都成功完成了示范——也就是说，那只是某间供应商的产品质素问题，和餐具的材质本身并没有太大关系。
最该讨论的，却鲜少讨论。针对环保餐具的健康风险和使用体验问题，应当要求政府引入更好的替代产品，而非继续使用有毒有害的塑胶；有人指自己的办公场所未有提供水槽，如果自备餐具则无法及时清洗，那应当督促雇主为雇员提供适切的工作场所和完善配备设施；有人抱怨一些知名快餐品牌提供的纸质杯盖影响口感、用塑胶匙羹搅拌制作后再换用木制匙羹端给顾客只是“形式主义”，却没有质疑有关环境成本最终是由谁来承受。
“即弃”代“即弃”大家都输
无可否认，部分市民的环保意识确实比较薄弱，但是，作为有为政府，不但不应以此作为政策无法顺利推行的借口，反而应该更加深入了解市民抵触情绪的因由，再透过更加有效的沟通方式去释除他们的疑虑。例如，在“走塑令”实施之前，原定4月1日实行的“垃圾征费”正正因为当局未能清晰交代具体措施而需要临时押后，结果不但影响政府的管治威信，而且导致市民对环保政策产生负面观感。此外，2009年推行首阶段塑胶购物袋环保征费计划（胶袋征费），至2015年全面推行至整个零售界后，当年的胶袋弃置量比2014年减少约25%，但往后几年，塑胶弃置量却又出现回升趋势，可见政策失效。在“走塑令”下，市民日常生活确实增添不便，甚至要面临新的健康风险；然而，这些代价付出后能够收获什么——相关官员却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也难怪社会各界颇有微词。
环保署设立的“绿色餐具平台”网页显示：“原则上我们应源头减废，尽量使用可重用餐具，避免使用任何即弃餐具。在无法避免使用即弃餐具的情况下，才以较环保的非塑胶餐具取代。”可是，观乎现行政策的逻辑，似乎只是以“绿色餐具”替代塑胶即弃产品，并且期望能因替代品的不便利之处，迫使市民放弃使用即弃产品。问题是，不管哪种即弃餐具的健康风险更高，如果它们的结局都是送去堆填区，这样的替代又有什么意义？
进一步问：针对塑胶产品的替代品，政府有没有计划同步调整前端的产品制造，以及后端的废物处理措施？假如政策目标是提高塑胶的回收利用率，就应当降低分拣回收环节的成本，投资能够回收塑胶的处理设备；假如目标是用纸制品替代塑胶产品，那便应当致力于提升替代产品的产量，降低生产成本，制定食品级别的生产标准，严格监管其安全风险，并配备相应处理能力的废物回收和处理系统，确保纸制品能够得到比塑胶更好的回收处理。
政府有责改进“即弃文化”
塑胶与纸制餐具之争的本质，不在于使用何种材质的餐具更环保，而是在于人们的使用习惯。当下塑胶造成污染问题十分棘手，然而塑胶被发明的初衷却是为了环保。上个世纪50、60年代，人们普遍使用纸袋作为购物袋，制造纸袋需要砍伐大量的树木，生产过程需要耗费大量的水资源，而购物袋的需求量高，纸袋容易损坏、难以重复使用，因此对环境造成威胁。瑞典工程师Sten Gustaf Thulin经过反复实验，发明了轻薄耐用的塑胶袋，期待以此减少即弃纸袋的使用，他本人也会将塑胶袋叠成小块，随身携带方便购物。但事与愿违，由于塑胶袋成本低、易获得，人们并没有养成重复利用塑胶袋的习惯，商家反而鼓吹即弃的生活方式（Throwaway Living），以便利之名推销大量塑胶即弃产品。
当香港亟需向更环保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进行转型时，需要社会上的不同持份者同心协助，才能带来改变的发生，政府更有责任协助市民转变生活方式。须知道，塑胶等即弃用品的广泛使用，不能仅仅归结于市民们贪图便利、生活懒惰，而是城市发展追求快节奏、高效率的结果之一，这种即弃文化的盛行，导致大量塑胶袋、外卖餐盒和餐具等即弃用品泛滥成灾。试问，如果不是就餐时间有限、用餐高峰期大排长龙，如果家中有宽敞的厨房、下班后有充足的时间可以生火煮饭，外卖和即弃餐具的需求量是否会大大减少？
人均塑胶弃置量在全球名列前茅的南韩，于2018年宣布在2030年之前减少50%的塑胶废物，并将回收率提升至70%，随后推出从源头到末端、循序渐进的一系列政策：2020年之前将塑胶瓶全面改为透明无色的样式，因为不同颜色塑胶瓶的回收方式和价值不一，此举可以降低回收的成本；在2022年之前将可回收材质制品的种类由43种增加到63种，从而降低不可回收废物的比例。此外，南韩政府从2010年起与一些大型连锁商铺签订协议，减少即弃餐具和塑胶制品的使用量，同时推广可重用的器皿或购物袋；2018年起又全面禁用堂食顾客使用即弃餐具，并计划接下来用自带杯、可重用杯等取代所有的即弃塑胶杯。
建立循环利用的价值观
反观香港，“走塑令”除了“一刀切”禁售塑胶之外，还应当积极完善配套措施，建立可重用、可持续的文化。有环保团体就建议，食肆可以为自备餐具的食客提供折扣优惠，推动市民减塑，而这早已在外地广泛应用。例如，内地一些品牌的咖啡店会给予使用自带杯的顾客一定价格优惠，从而鼓励顾客减少即弃杯。台湾更是将这一模式立法普及，自2022年7月1日起实施“自备饮料杯”方案，要求业界必须给予使用环保杯购买饮品的消费者至少五元的折价优惠，而自带环保杯的材质不包括一次性容器如宝特瓶、纸杯、塑胶杯等，否则将无法享有折扣。香港也有少部分餐饮品牌推出相似的计划，但普及度不足。
除了推广自备餐具外，可重用餐具的租借计划也可能成为未来发展的方向。香港有初创社企推出可重用餐具租借服务，也有环保团体在社区开展小范围的重用杯借还试验，例如2021年底，环保团体“绿色和平”联同4间荃湾路德围小店推行重用餐具社区实验，他们声称两日合共节省超过1,470件即弃餐具，餐具归还率接近百分之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