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员罢工｜以科技之名——“平台经济”变成压榨劳方的“吸血鬼”

“平台经济”近年盛行，新冠疫情之下，香港外卖平台发展迅速，但也衍生新的劳资纠纷。继2021年和2022年的两次工业行动后，上个月底再次发生外卖员罢工，要求停止削减服务费、停用演算法操纵。然而，香港对新经济反应迟缓、研究不足，迟迟未有针对“平台经济”进行立法，平台公司得以持续以“科技中立”为由模糊“雇佣关系”的边界，更加灵活地从工作者身上攫取剩余价值。

四年三度发生外卖员罢工

今年2月25日，多名外卖员在尖沙咀街头发起为期一周的“午市罢工行动”，并呼吁全港外卖员加入；2月27日，罢工人士到劳工处递信，针对“假自雇”、“持续减薪”、“演算法、接单率操控”及“⁠外卖员长期受到不公平对待，影响其身心健康，增加工作意外风险”四大问题，要求处方介入调查Foodpanda、Deliveroo和KeeTa这三大外卖平台公司的剥削问题；3月5日，20多名外卖员针对三大平台在尖沙咀和土瓜湾发起联合罢送，并且高举标语“Say no to platforms’ exploitation 不要平台剥削，争取合理报酬”。引发是次工业行动的导火线是，三大平台同时削减外卖员每单10元的服务费。

这不是香港第一次出现外卖员罢工。2021年11月中旬，Foodpanda外卖员因平台修改条款、扣减服务费而发起罢工，劳资双方在谈判一星期后达成共识，不过，劳方未能成功争取提高服务费单价，而是妥协冻结单价。2022年10月中旬，Foodpanda外卖员再次发起罢工，指一年前罢工后公司没有兑现改善外卖员待遇的承诺，部分外卖员工资比以往减少三成；公司更将外卖员当作“自雇人士”，不愿提供体面的工伤赔偿。

同类罢工行动在其他地区也很常见。今年2月14日情人节，美国多个地区的网约车平台Uber、Lyft，以及食品外送平台DoorDash的员工联合发起大型罢工，抗议平台收取过高比例的订单收益，导致他们的收入大幅度缩水。就在同一日，英国也有数千名外卖员因为薪资和工作条件问题宣布罢工，控诉工作时间越来越长，但收入却越来越少。

“雇员”还是“自雇人士”？

这些纠纷，主要源于“平台经济”兴起之初，平台公司和平台工作者之间并非传统的雇佣关系——平台促成服务者和消费者达成符合双方供需的交易，从中收取中介费用——所以对平台而言，服务者并非他们的员工，自己也就没有责任为服务者提供任何劳工保障和法定福利。然而，随着平台经济的壮大，越来越多服务者发现在平台的工作方式和劳动收益并不如理想中自主和公平。于是，一些地区陆续立法确定双方的劳务关系。

可惜，香港还没有针对平台经济制定任何法律，导致劳动权益争议不断。立法会秘书处资料研究组资料摘要显示，香港目前至少有11.4万人透过五大数码平台接单，从事速递和陆路运输的有薪工作。根据现行法例，这类工人属于“自雇人士”，但法例同时规定，以“自由工作者”身份签订工作合约的员工，亦有可能会被视为“雇员”；那么，为平台工作的员工到底是“自雇人士”还是“雇员”？这就视乎合约具体条款而定。早在2003年，终审法院已有判决表明，需要基于就业背景之下的整体印象来厘定雇佣关系，包括考虑员工是否自行提供设备、雇用助手、承担财务风险等多个方面的因素。

2020年10月，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陆颂雄曾就数码平台工作者的雇员权益及福利问题提出质询，劳工及福利局回应指没有统计相关工作者人数，而雇佣关系的认定要根据合约具体内容进行分析。2021年6月，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通过一项议案， 促请政府尽早为平台工作者制定政策，但另一项监管平台和改善平台工作者福利的议案则未获通过。

西班牙保障“演算法资讯权”

相对于政策的落后，法庭早有涉及平台雇佣关系的判例。2023年9月，劳资审裁处就送餐车手向物流平台“Zeek斑马到家”追讨欠薪一事作出判决，指Zeek在各方面拥有对申索人工作的实质控制权，而申索人“更像使用该公司软件的雇员”，裁定双方为雇佣关系。同年5月，劳审处亦裁定Zeek的营运公司与6名申索的“定线司机”属雇佣关系。可是，这些裁决也未能推动针对平台劳工的立法。去年12月19日，劳福局在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表示，期望在2024年底前能够完成数码平台工作者的人数统计工作。

西班牙是最早立法保障外送员工的国家。2020年9月，当地最高法院宣判平台劳工属于公司雇员；次年5月，西班牙政府便颁布承认外送员雇员身份的法律《骑士法》，该法自同年8月12日生效。《骑士法》规定，所有为数码外送平台工作、受到演算法管理的员工都是公司雇员，可以享有休假、保险、工伤赔偿等劳工权益。《骑士法》的另一创举是，把“演算法资讯权”视为集体权利，要求平台必须定期提供决定演算法运作的参数、规则与指令，以及对于雇佣关系有影响的数学公式，以减少扭曲与歧视性的后果。

《骑士法》得到一间已经采用雇佣模式的外送平台的大力称赞，但遭到更多家餐饮外送平台的反对，Deliveroo甚至在法例生效前两周宣布因为《骑士法》退出西班牙市场。由外送平台组成的“随选平台服务商业同业公会”批评道：“西班牙宣称是新创国家，却是第一个立法强制科技公司揭露其演算法的欧洲国家。”这种批评背后的逻辑是，他们为社会作出贡献，对科技新创有价值，因此他们的运营模式天然受到保护；然而，他们却忽视这些价值正是建基于对很多劳工的无限剥削，并为他们创造了庞大的商业利益。

“科技中立”不是“免死金牌”

无独有偶，在被誉为“资本主义桥头堡”的香港，特区政府也很倾向维护资方而忽视劳方权益。劳福局便在上述去年12月19日向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递交的文件中指出：“考虑到数码平台提供服务的经营模式，以及平台工作者与平台公司的独特工作安排，强制双方以雇佣关系处理平台工作者的权益及福利事宜或不利于行业发展，亦可能会窒碍平台工作者现时享有的工作自主及弹性，或甚至影响平台工作者的收入。”

然而，对社会创新有巨大贡献的科技公司，就必然享有剥夺劳工利益的权利吗？对于一些以“科技公司”自居的数码服务平台企业而言，政府的干预或法律的制定又是否真的会侵犯他们的技术独立性，从而损害行业发展？或者说，有关影响应否具有凌驾性？

美国数据与社会研究所研究员、科技民族志学者艾力克斯·罗森布拉特（Alex Rosenblat）长期研究技术和算法如何塑造工作。她耗时四年在几十个城市对Uber司机进行访谈和调研，发现Uber的自我定位是“跨国科技公司”，而不是“交通公司”，以此来规避出租车行业适用的法律法规。她的研究揭示了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企业试图通过算法管理来标准化员工的效率；另一方面，企业却有意撇清对于员工的相关责任。

以演算法为名的“合理减薪”

正如艾力克斯所言，无论是提供物流运输还是餐饮外送的平台，他们无一例外都会如此辩解：自己只是搭建技术平台，而技术是客观中立的，因此——并非企业剥夺员工利益，而是演算法为外卖员计算出了不同的薪酬；不是平台逼迫外卖员跑更远的路，而是演算法调度分派了不同路线的订单——所以，企业的责任只是不断精进自己的演算法。

每当有外卖员抗议单价被平台削减，平台往往以演算法来做“挡箭牌”，表示平台所收取的服务费受许多不同因素影响，而“减薪”只是调整服务费组成结构所产生的结果。显而易见，平台透过操控演算法剥削外卖员的劳动所得，因为对外卖员来说，如果想维持理想的收入水平，就必须不断因应演算法的改变去调整自己的工作模式。正如平台招募外送员时往往打出“高薪”和“自由”的旗号，KeeTa的招聘广告写着“随时上线更自由”，Deliveroo也高呼“几时上线，由你话事”的口号；但实际上，外卖员要和一整套严密的算法系统“斗智斗力”，不但过程艰辛，计算结果导向的行动也是不自由的。

例如，外卖员的接单率会影响收入和获派订单的概率，过低的接单率甚至可能会导致帐号被冻结，因此，外卖员可能为了维持接单率，被迫接下路线不合理、时间不合适、服务费较低的订单。有外送员便在网络讨论区大吐苦水，表示客人备注要求外送员送上唐楼，否则不要接单；可是，他们只有在接单后才能看到备注等详细内容，有的即使事先能看到，也可能因为担心影响接单率而被迫接单。再例如，平台的演算法有时会派出路线不合理的订单，步兵与车手会接收到同等送餐距离的订单，且后者的单价收入往往高于前者；对此，平台回复称步兵仅代表送餐的方式，而不会影响送餐距离的长短。

“有为政府”不应放任平台不管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教授孙萍从2017年开始研究外卖平台演算法与外卖员之间的数位劳动关系。她曾撰文指出，通过算法的劳动支配，可见固定的雇佣关系和社会关系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毫无预测和断续零散的劳动过程和时间分配，但这种零散的劳动并不意味着个人时间掌控力的增强。例如外卖员在非繁忙时间往往需要等待订单，他们的实际在线时间可能超过十个小时，工作时间的不确定性，反而培养了送餐员的“平台粘性”（Platform Adhesion）。

此外，人工智能演算法天然带有“技术正确”的逻辑话语，但未必适用于实际的送餐场景。例如平台计算的送餐距离是“点到点”的，但外卖员实际送餐时可能需要等待红灯、绕路等。至于如何解决演算法带来的困境？孙萍在接受传媒采访时表示，外卖员、商家、消费者、以及政府、社会科学家等，都应当参与外卖平台演算法的设计和审计。

香港近年大力发展创科，扶持企业数码化转型，外卖平台等新兴互联网经济往往被视为创新和便捷的象征，但如何处理平台经济衍生的问题是新的挑战。外卖员的工作本质上仍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零工经济的形式在外卖平台诞生前已经存在，并长期接受监管。当技术模糊了雇佣关系的边界，能够更灵活地从劳工身上攫取剩余价值时，技术便不再只是中立的演算法。特区政府以“有为政府”为目标，应当积极参与其中，促进不同利益持份者的协商，让劳方拥有与平台平等对话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