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谈兵：浅说民初文人对武林的攻击

上星期日的【武备志】，讲述了鲁迅与武林的一点瓜葛。其实在二、三十年代的动荡时局下，文武间那条径渭分明的分界线，早就出现了裂缝。也许是出于民族愿景、也许是为了擡高自己声望，文人指责武事，武人批判文艺，在一个世纪前根本毫不新鲜。

由“因是子”谈起

潮流兴讲KOL（Key Opinion Leader），然而这却不是网络世代的专利。民国初年，时局动荡，各类报刊杂志乘势而起，既向国人介绍救国思想，亦令各类文化专才获得发言空间。武术家、气功师甚至玄学家，都成了其时热门的KOL。当中有位署名“因是子”的气功家，在1914年出版了一部《因是子静坐法》，介绍静坐健身之道。几年后，这位“因是子”又借鉴佛教天台宗的止观法，写成了《因是子静坐法续篇》。两部书甫一面世便大受欢迎，先后被重版数十次，社会上顿时刮起了一阵“静坐热”。

这位“因是子”先生，其实就是著名的佛学家蒋维乔教授（1872年—1958年）。据他自己介绍 ，他“自幼多病，身体消瘦骨立，梦遗、头晕、目眩、耳鸣、夜间盗汗，种种征象，不一而足”。虽然“常常请医生诊治服药，然一点效验也没有”。于是乎他转而求助中医，并开始按照医书《医方集解》上的道家“小周天”方法锻炼身体，最后居然不药而。及至廿八岁，他又因感染肺疾关系而吐血不止，结果迫使他下定决心，“屏除一切药物，隔绝妻孥，独自一人，别居静室，谢绝世事，继续行持静坐功夫”。如是者经过三个月，他感觉每次入坐之时都会有股热力上达头顶，身体像换了一个般，“非但种种毛病一朝痊愈，而且步履轻健。一举足能走数十里，也不觉疲乏”。

由于蒋维乔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长，后又在北洋政府教育部担当参事，他的研究极具影响力，不仅使静坐养生成为社会风尚，连带丹道、禅修、传统武术等牵涉内气的古典运动都备受推崇。但就在此时，坊间一批学生与知识份子开始对此风气表示不满，一位自号“二十八画生”的年青学生便率先公开刊登文章抨击。

拳术与拳匪

星期日谈论鲁迅时提到，鲁迅认为宣扬“新武术”，就是“把‘九天玄女传与轩辕黄帝，轩辕黄帝传与尼姑’的老方法”重新包装。显而易见，在他眼中，传统武术都是充斥宗教迷信的糟粕，完全不符合运动科学原则。这点亦同样见诸于“二十八画生”的抨击当中。“二十八画生”在“体育之研究”一文里写道：“人者，有理性的动物也，则动必有道”，但“近有因是子者，言静坐法，自诩其法之神，而鄙运动者之自损其体”，按“愚拙之见，天地盖惟有动而已”。

从实用层面讲，尽管精武会陈铁生等国术大家以亲身经验为证，阐明传统武术兼具健身与技击两种功效，更能训练士兵在战场上抵御外敌，故是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然而，鲁迅等人则继续从“现代思维”出发，指出“现在打仗，总用枪炮”，因此拳术用途根本有限。

即便拳术确实对身心有益，亦无须花全国之力去推行甚么“新武术”或搞甚么“中华武士会”（北方最具影响力的武术组织，与南方的精武体育会同等），只须让民间有兴趣之士自行学习便可。迫令全国青年学生学习拳术，或夸大武术的作用至“保家卫国”层面，他说：“这件事从前已经试过一次，在一千九百年。可惜那一回真是名誉的完全失败了（意指八国联军一役）”。

拳术与拳匪，终究不能在文人笔下分家。

为批判而批判

自晚年开始，鲁迅对传统武术的态度亦呈软化，在《作文秘诀》一文中，他写道：“拳师教徒弟是留一手的，伯他学会了就要打死自己，好让他称雄……遇到有状元瘾的人们，做教师就危险，拳棒教完，往往免不了被打倒，而这位新拳师来教徒第时，即以他的先生和自己为前车之鉴，就一定留一手，甚而至于三四手，于是拳术也就‘一代不如一代”了。”这段话一方面是用来讽刺中国人“保守藏私”的歪风，一方面亦反映出鲁迅多少对武术传承产生了体恤之情，事实上他批评的现象确实广泛存在于武术界。即便是放在今天的时空，这篇文章依然甚具启发性。

结语

正如星期日的Post所言，提起这些并不是写名人轶事或拿他们作谈资。恰恰相反，是要透过武术来窥探其时的社会面貌，并从中窥探“进步文人”间存在的盲点。的确，他们曾为改革中国文化不遗余力，而他们批判的内容亦著实具备时代价值。然而不能忽略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亦走上过一条偏激、主观的道路，例如把“拳术”等同“拳匪”、“修丹”等同“内家拳”之类。毕竟大师都是人，不可能事事完美。这点相信亦同样适用于武术界。

话说回来，其时社会百花齐放，既然有批评国术的文人，支持国术的当然亦不乏人才。是次文章略略渗杂了另一方的人物，有机会再向大家详细介绍吧！

参考资料：

王广西，2013年，《功夫—中国武术文化》。台湾。知书房出版社

百度孙禄堂吧，《鲁迅和武术、气功—少为人知的重要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