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保国】提倡年青人要讲武德 民国学者盼重塑中华武士道精神
一句“年青人不讲武德”，浑元形意太极门掌门人马保国被指用这句遁词之说，搪塞他擂台战败，技不如人的丑态，更让这句话成为近来内地大小视频恶搅的段子。每个人对“武德”会有不同的价值取态，但大致方向有一重互相尊重，自强不息的精神价值。回望百年前的中国，便因为面对列强环伺，外侮侵迫，而在知识界中掀起讨论以“武德”救国的热潮。这次为大家介绍当中的“战国策学派”，如何在文化论述中如何谈武德，重振中华民族的武魂！
战国策派的背景
民国以来，中国文化界掀起了整理国故甚至全面拥抱外来文化的讨论。当中梁启超等学者，开始结合西方思潮，反思儒家的尚文文化，主张以尚武价值打造新国民，甚至仿傚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尝试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寻找这片失落的武魂。1940年代一班于德国学府出身，受德国哲学影响的大学教授，便以《战国策》半月刊等刊物为阵地大谈民族自强之道，而被人冠以“战国策学派”。
战国策学派主要成员有林同济、陈铨、雷海宗等教授，他们根据当时国际局势提出“文化形态史观”，指出中国正处于如中国战国“角于力”的时代。是故如欲生存于列强中，须从立人到立国，从能力和意志来造新民族，彻底改革中国文化。他们认为个性解放与集体团结是互相补充，希望将中国打造成一个个强大的个人支持起一个强大国家。并以为战争反制的关键，必须依赖技术进步和先进武器。主张文化应重返战国文化，鼓吹尚武崇力，而传统文人/士人及官僚文化更必须彻底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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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的尚武尚德
战国策学派中以雷海宗 （1902-1962）所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最为代表作。雷于书中收录了数篇于1930年代所撰写论文，总结先秦以来中国各时段文化发展，以军人、家族和元首为切入角度，剖析传中统中国文化弱点。
雷海宗认为，中国战国以前的“刚道文化”、“士大夫”精神应该加以继承；然而这些文明在秦汉以后日渐消亡，中国文化也因而变成一种“无兵的文化”。所谓“无兵的文化”则是指秦以来尚文轻武，造成两千年来中国国民柔弱精神。
他指出，春秋时代，“士”是世袭贵族，是为战争服务，君主也经常要亲自出战，一般百姓不能当兵，那时“男子都以当兵为职务，为荣誉，为乐趣。不能当兵是莫大的羞耻。”
战国的来临，贵族政治瓦解，君主专制来临，文武开始分离，文士不习武艺而以三寸不烂之舌得相位，专习武艺之人却已失昔日“武德”信仰，相比起“旧贵族用他们文武兼备的才能去维持一种政治社会的制度”，聂政与荆轲“这些新的侠士并无固定主张，谁出高价就为谁尽力，甚至卖命，也正如文人求主而事只求自己的私利一样”，雷认为文武兼备的人有比较坦白光明的人格，这组人格组成的社会也是光明坦白的社会，这是武德的象征。
盼扬武德年青人关心国家
雷海宗所讲的“武德”，并不单单是“讲武”的规矩和战争上的礼仪。当然，战场上会发展出一些规矩，例如古代交兵不斩来使，近代战争容许有停火协定，让交战国救援战场中伤亡等等。
然而，战国策派所主张的“武德”并不专指人在战争、武力上的行为举止，而是把武德视为一种人格道德修养，不是单单局限于狭义的“武力”上。武德以维持共同体的生存价值为目标，就如雷海宗积极赞扬春秋时代的贵族“文武合一”，他们会有“武德”去守护当时的群体价值秩序，个人之“德”与国家福祉互相建构互为表里，只是在文武分离的世代，才出现“文德”“武德”的歧途。
在雷海宗等战国策学派观点中，重文轻武的代价是使知识分子和平民变为顺民，他们不关心国家生死，社会和国家严重割裂；他们主张武德是一种个人的文武才能服务于国家，对国家负责任，不言私利的文化。战国文化标志“文德”盛行而“武德”坠落，东汉以后“无兵文化”正式成形，成为中国永久未解决问题。只有隋及盛唐承袭外族制度，百余年间实行半征兵的府兵制，成为汉以后中国自治的惟一盛强时代。
战国策派的言论，当年已被左翼文人评为“宣扬法西斯文化”、“为国民党统治提供学理依据”。雷海宗所强调的中国弱点在“无兵文化”，乃尝试将中国文化重回至战国以前的重文兼武文化，希望将民族利益与个人品德互补，团结国民，以对抗当时外侮。
今非昔比，马保国一句“年轻人不讲武德”再被炒作揶揄，当中既含网民批判“大师”在技不如人时，以道德名义作搪塞借口，有欺世盗名之嫌；然而这种批判背后，正正抵触了官方民族复兴的文化论述，当中华民族被誉为礼仪之邦时，舆论却在这节口上让马保国一人捆绑了整国传统武术界，让这次民间大量抽水抵触了官方红线，而要官媒出口勒令叫停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