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派：论中国古时的“尚武尚德”精神

中国自民国以来，国内内战频盈，对外面对日本入侵，因此知识分子掀起了一番“尚武”舆论。《武备志》曾多次撰文探讨有关的人和事，检视当时舆论，有从保存国粹，继承中国武术文化出发者；这次为大家介绍的，则是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秦朝以后)，主张重返战国以前尚武尚德的“战国策派”，而本文主力以该派健笔，雷海宗的论点为讨论焦点。

战国策派的背景

“战国策派”是1940年代抗战期间，以《战国策》半月刊和重庆《大公报‧战国副刊》为文章发布处而得名的文化流派。该派主将以大学教授为主，当中健笔有林同济、陈铨、雷海宗等。这批教授多是留德出身，深受当时德国哲学影响，意图采取德国民族自强之道，以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哲学为基础，以哥白尼宇宙观、卡莱尔英雄史观和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史学思想为借鉴，形成一套较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

战国策派根据当时国际局势提出“文化形态史观”，指出中国正处于如中国战国“角于力”的时代。是故如欲生存于列强中，须从立人到立国，从能力和意志来造新民族，彻底改革中国文化。他们认为个性解放与集体团结是互相补充，希望将中国打造成一个个强大的个人支持起一个强大国家。并以为战争反制的关键，必须依赖技术进步和先进武器。主张文化应重返战国文化，鼓吹尚武崇力，而传统文人/士人及官僚文化更必须彻底改良。

战国时的尚武尚德

战国派主将中，以雷海宗(1902-1962)所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最为代表作。雷于书中收录了数篇于1930年代所撰写论文，总结先秦以来中国各时段文化发展，以军人、家族和元首为切入角度，剖析传中统中国文化弱点。

雷海宗认为，中国战国以前的“刚道文化”、“士大夫”精神应该加以继承；然而这些文明在秦汉以后日渐消亡，中国文化也因而变成一种“无兵的文化”。所谓“无兵的文化”则是指秦以来尚文轻武，造成两千年来中国国民柔弱精神。

他指出，春秋时代，“士”是世袭贵族，是为战争服务，君主也经常要亲自出战，一般百姓不能当兵，那时“男子都以当兵为职务，为荣誉，为乐趣。不能当兵是莫大的羞耻。”

战国的来临，贵族政治瓦解，君主专制来临，文武开始分离，文士不习武艺而以三寸不烂之舌得相位，专习武艺之人却已失昔日“武德”信仰，相比起“旧贵族用他们文武兼备的才能去维持一种政治社会的制度”，聂政与荆轲“这些新的侠士并无固定主张，谁出高价就为谁尽力，甚至卖命，也正如文人求主而事只求自己的私利一样”，雷认为文武兼备的人有比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会也是光明坦白的社会，这是武德的象征。

武德是一种个人的文武才能服务于国家，对国家负责任，不言私利的文化，而战国文化标志“文德”盛行而“武德”坠落，而东汉以后，“无兵文化”正式成形，成为中国永久未解决问题。只有隋及盛唐承袭外族制度，百余年间实行半征兵的府兵制，成为汉以后中国自治的惟一盛强时代。

不同时代的“武德”与“侠”

从上述的简介中可以看到，雷海宗所讲的“武德”，并不单单是“讲武”的规矩，也并不主要是战争的礼仪。当然，战场上会发展出一些规矩，例如古代交兵，不斩来使，近代战争，容许有停火协定，让交战国救援战场中伤亡等等。

然而，战国策派所主张的“武德”，并不专指人在战争、武力上的行为举止，而是把武德视为一种人格道德修养，而不是单单局限于狭义的“武力”上。武德以维持共同体的生存价值为目标，就如雷海宗积极赞扬春秋时代的贵族“文武合一”，他们会有“武德”去守护当时的群体价值秩序，个人之“德”与国家福祉互相建构互为表里，只是在文武分离的世代，才出现“文德”“武德”的歧途。

笔者在这里想谈谈雷海宗大力鞭伐负评的聂政和荆轲所代表的战国末年侠客文化。战国末年《韩非子》以“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评击儒生以古讽今、侠士以武力犯法，指出两者均试图挑战一统国家法令。

《史记》和《汉书》两本均有收录汉初侠客故事的史书，对“侠”都有不同的看法。司马迁生于汉初，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对荆轲、郭解这些舍生取义，重个人信诺而敢于挑战无理的一统强权，抱以同情；而生于东汉的班固，以皇室立场所撰《汉书》，则对这类挑战法禁和皇权的游侠加以负面批评。

雷海宗不同于他们的是，他认为秦汉以后，武力为天子所垄断，民间视当兵为畏途，重文轻武的代价是使知识分子和平民变为顺民，他们不关心国家生死，社会和国家严重割裂。雷海宗同样批判游侠文化，但批评角度是他们以自己利益和个人与个人间的义，而凌驾于国家利益。

战国策派的言论，当年一出已被左翼文人评为“宣扬法西斯文化”、“为国民党统治提供学理依据”。雷海宗所强调的中国弱点在“无兵文化”，乃尝试将中国文化重回至战国以前的重文兼武文化，希望将民族利益与个人品德互补，团结国民，以对抗当时外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