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失败对中共用人的借鉴意义

今天（12月18日）是北宋改革家兼文学家王安石诞生995周年纪念日，王安石名列唐宋八大家，相比起他毋庸置疑的文学成就，他主导的熙宁变法（又称王安石变法）后世历来是毁誉参半。变法最后以失败告终，后世分析，原因有多方面，但其中一条尤其重要，就是没有用对人。正如王安石的政敌司马光所言：“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但是王安石任人唯私，党同伐异，所起用者多借新政营私谋奸，使百姓怨声载道，新政遂不能行。

将近一千年之后，十八大以来的中共也进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重大改革，而且仍在进行之中。但改革从来不是易事，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只有商鞅变法取得了成功。这次由习近平主导的改革想要获得最终的成功，前人失败的经验教训不可不察。他对此十分清楚，上任之初便说：“治国之要，首在用人”。但是如何才能用好人、用对人绝非易事，明年即将迎来十九大，人事将进行一大波调整，及早建立一套有效的遴选机制十分必要。

这与一直在完善的人事监察制度的性质不同，打贪防腐是为了将害群之马清理出干部队伍，净化官场。和去年中推出的《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试行）》也有差异，这项规定旨在让“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但官场中总有一些既有本事、又洁身自好，但就是和中央理念不一致的人，对这种人应该怎么办？王安石当年的做法是，对反对变法者一概打压、排挤，结果司马光、苏东坡、欧阳修等大名士贬的贬、退的退，人才流失之余，还让一些趋势附炎的奸臣、小人趁机混入改革队伍。

欧美国家在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更替的时候，可以同时撤换一整套管治班子，使得政府内都是理念相近的“自己人”。由于体制的不同，中国无法如此，因此在管治班子内必然有各种各样的意见。而出于种种原因，即便中国有官员不认同最高层制定的大政方针，也未必会公开表态。表面上，他们会执行中央的种种政策，但对此未必真正理解和认同，这必然令政策的作用打个折扣。所以，中共总是讲“统一思想”，绝非一句空话。

“统一思想”毕竟更像是一种理念，而非程式化、制度化的准则。因此，如何甄别理念不一致的官员十分关键，而且还要令甄别的程式和标准成为一套制度，使之能够延续下去。然后根据这套制度来判断一个官员只是简单执行中央的指令，还是真正理解并认同。习近平上任以来，就干部选任等话题发表过一系列论述，党政机关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涵盖了如何用人的方方面面。但是对于如何甄别、对待理念不一致的官员，论述并不多，如果能将这一块拼图补齐，那么干部选任的规则可谓齐备。

毛泽东曾说：“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能做到“统一思想”固然最好，但如果确实“道不同”还是不相为谋的好，一旦发现和中央理念不一致的官员，便应及时将之调离管治团队。但是，对于这类官员，不宜简单罢免或闲置了事，还是需要设法人尽其才，而不是将之置于对立面。当年王安石处理不当，结果意见相左者全部成为坚定的反对派，更引发长达数十年的新旧党争，被视为北宋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历史总在重复上演，但又非简单机械、一成不变地重复。因此王安石的经验教训可以借鉴但又不能完全照搬。改革一帆风顺是不可能的，如何避免重蹈当年的覆辙，以习近平为首的改革派必须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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