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六四是否违法？　汤家骅：无悼六四罪　张欣宇：政府应提供指引

行政会议成员兼资深大律师汤家骅曾公开表明，市民自发悼念六四不违法。但昨日六四34周年，警方驻重兵在铜锣湾及维园一带戒备，暂时知道有23人涉破坏社会安宁被带走；更有不少市民称因穿黑衣、只是在维园或铜锣湾一带出现即遭警员截查，有人更称只是路过维园也被警方要求解锁手机，供警员查看其手机内的资料。

大家不禁有疑问，究竟个人悼念六四会否违法？警方的执法准则如何？汤家骅接受《香港01》查询时重申，市民自发悼念六四并不违法，但也要视乎时空与环境。

记者及个别悼念市民遭截查

以下是部分让人对警方执法准则有疑问的例子：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麦燕庭称，昨日（4日）以外媒记者身份到场采访，遭警员截查前她已在东角道的商场楼梯逾十数分钟。其后有警员走近截查称怀疑她，并先后有两批警员接触她，第一批警员表明“你唔合作，就告涉嫌阻差办工。”她与对方理论，第二批警员前后向她作出两次警告，考虑到尚有采访工作，她同意去封锁区，但发现警员带她前往的地方并非封锁区，而是叫她上警车，把她送到警署扣留至凌晨。

另一个例子，是铜锣湾街坊卢先生路过维园喷水池旁时拍照，不足一分钟便被警员截查。他向传媒表示警员查问其个人资料，并两度要求他解锁手机，查看其通讯讯息及手机相簿，更查阅他曾经浏览的媒体与网站及讯息。卢先生称他并无拒绝解锁的要求，警方之后亦放行。

此外，有男子晚上坐于维园内的长櫈，并开著其手机灯，随即有大批警察包围，并将他带上警车。也有70岁伯伯称自己每年都悼念六四，刚才有拿蜡烛灯绕场一圈，警方指他会惹来群众聚集，著他尽早离开。

另外，黎先生手持关于89民运、由多名当年去北京采访的记者，包括当时的英文虎报记者梁美芬有份撰写的书本《人民不会忘记》，在维园约半小时后被截查。

还有，来自波兰的中大交换生则于维园入口点起蜡烛，旋即被警方截查及警告，随后获放行。

职工盟前副主席邓建华身穿一件印有昔日《文汇报》六四事件报道的上衣现身东头角附近，未几已被截查及带上警车。他随后于FB发帖，指正于湾仔协助调查。

对于以上各个例子，汤家骅对此均强调：“香港并没有一条悼念六四的罪。”

香港并没有一条悼念六四罪，悼念六四并不是罪行。即系你返工、放工不是罪行，但若果期间你做咗一啲事，或在某一些环境招致嫌疑，导致被搜查或甚至被检控，但绝不等同你返工系犯罪。

他举例，若有人在一个敏感的地点，做了一些异常的事情，因此招来警察要求你开手机，“你唔开（手机），就可以告你阻差办公。”他再三重申：“（截查或检控）绝对与悼念六四无关，对不起！与悼念六四无关。”

他又再举例，若发生银行劫案，你刚好路经案发现场，有警员要求你解锁手机供查阅，以了解你是否涉案，若你拒绝的话，便可能被控以阻差办公。他强调：“唔系因为你行过而犯罪，而系环境须要你配合警察的调查，但你无按法例要求配合。”

大家唔好以偏概全，因某日有人悼念六四，所以某日畀警察拉嘅都系因为悼念六四，呢个讲法不合逻辑。

他呼吁大勿再上纲上线：“将所有事都手摆到六四头上。”

当被问及明年六四，若有一名市民拿著一支蜡烛到维园作私人悼念，会否违法？汤家骅斩钉截铁地说：“我睇唔到有乜问题，正如我睇晤到你返工有问题。但你返工搭车，唔畀钱搭车就有问题。”

不过，他亦补充指若你拿蜡烛到维园私人悼念，但期间一些背景或发生一些事情，令警方产生怀疑，便可能涉及违法：“但不等同悼念本身犯罪，而是因其他原因（犯罪）。”

特首李家超也曾被问及市民自发悼念六四会否构成违法，但他当时并无给予明确答案，只反复重申指任何人的行为都要合法，政府及执法部门会依法处理，市民也要为自己行为负责，如果有人违法，警方会果断执法。那么政府应否说清楚执法准则，好让市民日后知所拿捏？汤家骅直言：“全部都系COMMON SENSE（常识）。”

对唔住！我讲的全部都系COMMON SENSE（常识），我无请示过特首、也没有咨询过警务处长，只系由普通常识、普通角度去睇。

他指，政府任何时候都可以多说明，但一些官员可能担心多说明后又有人上纲上线：“我已经系讲得最多。其实一文不值、阿妈系女人，只是有人总是因为政治观感，把所有事都同六四拉上关系。”

江玉欢：政府有必要说明执法标准

本身是律师的立法会议员江玉欢也认为，正如汤家骅所讲市民自发悼念六四并不违法，认为政府有必要就市民在那些情况下可能构成违法作出清晰说明，否则只会造成更大的对立：“搞到社会好混乱，究竟想我点？不可以系咁！香港是法治社会，政府一定要清楚说明执法准则，否则会变成人治。大佬！2019年我哋批评暴徒不守法治，大家咁辛苦法维护法治。”

她强调，不可以一把尺有两面，若果政府不清晰说明警方执法尺度，对社会会带来无形压力。她也形容警方昨日的执法尺度“有啲过咗龙”。

张欣宇：政府宜考虑提供方向性指引

另一位立法会议员、香港新方向的张欣宇直言，昨日（4日）的拘捕情况反映官民之间的“Trust-Level”（信任程度）依然欠奉，市民或对官方行动有另类解读；市民如常表达意见时，政府又会揣测市民行动是否要升级至其他层面。

他称，有不同市民向他反映，不论在“特别日子”或日常生活中，对表达意见的红线位置仍有“问号”，“可能个人觉得OK，执法（机构）又觉得唔OK”，认为现时社会处于一个需靠民众自行试验“红线”的阶段下，便会产生不同的“红线”指标及准则。

张欣宇续指，大众当然知道原则性要求，“一定要合法，犯法嘢就一定知唔可以做”，当局可考虑提供方向性指引，如“嗱你哋做呢啲嘢我哋就一定会警剔㗎啦”，避免大众“估估下”。

他相信，政府立《香港国安法》的原意非禁止市民表达意见，而香港自由开放的特点有必要维护，故当局有责任向市民解说清楚。他指，未来会在不同场合，如前厅交流会等，向政府表达相关意见及市民心声。

不过，曾任保安局局长的行会召集人兼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则表示，《警察条例》赋权警方按《公安条例》及《刑事罪行条例》，可以就涉违国家安全或破坏公众安宁事宜有广泛调查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