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三料人才”李浩然：官员权力愈大责任愈大　勿忘人文关怀

李浩然有多重身份，既是专家学者，曾著书研究《基本法》，又曾经在内地政府部门任职，现时是华润集团粤港澳大湾区首席战略官，兼具政府、商界、学者三方经验，算是“三料人才”。他近日报名参加立法会选举选委会界别，引起政界关注。

李浩然接受《香港01》专访时提到，集合多方面的训练经验，日后可对香港政府运作和制订政策有更透彻的了解，尤其在内地一个贫穷小县工作，让他更加明白到行政机关权力大之余，背后需要肩负的责任、道德和心理压力也很大。他亦以此经验，希望警惕自己、所有从政者和特区官员，行使权力之时绝对不能忘记基本的人文关怀，照顾人民的生活。

对于近几年政治环境的转变，李浩然认为一国两制的原意和精神，是让两制之间互相了解、沟通、磨合，但慨叹泛民主派多年以来聚焦于政治矛盾，错解了《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的本意，用错方式，以“极端施压”的方法对抗特区和中央政府，最终发生一些大家都不希望看到的事。

中港行政思维大不同：内地鼓励“倡导新事物”

李浩然曾到贵州省工作，担任息烽县政府县长助理，分管教育局、司法局、法制办、政研室、卫生局等部门，是少曾有到内地任官的香港人。他坦言，这份经验确实颇特别，对公共行政领域有更多认识，同时亦体会到香港与内地官员的思维模式有明显不同：“香港的官员，如果你给他一张‘to do list’，他们会做得很好；在内地，官方会很重视你去initiate（发起、倡导）一些新事物。”

李浩然举例指，息烽县是个较贫困的地区，但县政府会想很多不同的花款，去引进资金完善地方的基建、改善经济。“例如内地有个术语叫作‘跑部钱进’，跑遍各相关部委争取地方的资源，我们当时就向铁路部争取在县内建高铁站，这不是既定的‘to do list’，是我们自己发起的新想法，再去争取。”

他又提到另一个生动的例子：“我会很自豪地跟别人说我懂养猪，我们当时搞一个扶贫项目，由县政府购买猪苗，交给农民养，再和当地大学合作配制绿色饲料。因为内地西南地区有‘杀猪宴’的传统，每逢过年都会宰猪、制腊肉，所以（贵州省省会）贵阳市的大客户就会来买猪。我们用‘绿色猪肉’作招徕，搞点新意思帮猪只起个名字挂在猪耳上，然后带这些客户到农村买猪，结果这些农户每养一只猪，每年可增加约3,800元人民币的收入。”李浩然指：“内地就是有这些搞新意思的空间，也要求官员有自己的想法，官员要主动去构想，也要有长远的布局。总之最终目的就是要改善地方的经济，改善居民的生活。”

被问到特区政府官员是否也应多到内地政府实习，了解国情，李浩然笑指：“互相有机会了解、实习一定是好事吧！”他指，透过亲身了解各自的官场文化、当地的工作模式和民间习俗，可有助双方了解为何背后有这些不同，互相取长补短，对中港两地都一定是好事。

深感官员责任大　有权决定他人一生幸福

不过在内地任官的过程中，李浩然也深深感受到行政机关的权力很大，必须时时警醒自己如何运用。他举例指，当年掌管卫生局期间，曾经协助一个有多名白内障患者的农村，与清华大学医院的专家医生对接，让后者直接替患者检查和诊治，由于资源有限，不能每个患者都送到北京进一步治疗。“当时有两名较严重的患者，一个3岁，一个17岁，两个都有需要，但资金只够一个人用，我们最后让年幼那一位到北京接受诊治，17岁那一位留在贵州另找方法医治，但当然是北京的医疗资源较好。”

他指，透过这些事例更加明白到，小至一个村、县，大至一个特区、省、国家，官员拥有权力都十分大，“你有权去决定另一个人的生命、健康，背后一整个家庭的命运，这份担子是很重的。你可以说是‘权力愈大责任愈大’，更为准确的，是那份道德和心理压力。”

亦因如此，李浩然表明要警惕自己以及政府官员，任何从政者都不可忘记最基本的人文关怀，“这一点在香港是较为缺乏的，我们香港的政治和社会文化都是比较商业、效益主导。但一个那么发达的地方，怎么会接受到每日早上5、6时，在旧区有那么多老人家推着一车车纸皮，去赚取那一点点的收入呢？我亲身了解过，有些人是退休后没事做，但有更多更多老人家，真的有这个经济困难，而要驼着背去卖纸皮。这是每一个从政者都要反思的，对，社会一定有不同的阶层，但一个人的基本价值，是不应由他的社会阶层决定的。”

叹泛民错解基本法、一国两制　采“极端对抗”

身为清华大学宪法学博士的李浩然，曾著《基本法起草过程概览》一书，详论《基本法》由第一稿至最终定稿的变化，以及过程中的争议内容。回归以来香港政治争拗离不开对《基本法》的理解分野：民主派要求香港按第45条及68条的承诺全面民主化，但中央确立对港“全面管治权”后，于2014年人大常委会就普选行政长官颁下的“8.31决定”，方案不为民主派接受，占领事件后双方谈判拉倒。

另一方面，民主派于修例风波后提出“35+”行动，尝试取得立法会过半议席，否决所有政府议案触发宪政危机，民主派坚称这是《基本法》第52条及73条赋予的权力，但在中央眼中这是颠覆行为，最终触发了47人初选案。社会不免有所疑问：到底《基本法》起草之时，是否有许多尚厘清以及未能预想的地方？又应否趁“五十年不变”承诺明年进入“下半场”之时，一并检讨修订、与时并进？

李浩然表示，香港是普通法系地区，着重案例、法律条文的文本；内地诠释宪制性文件以“成文法”为原则，重视整体环境、整部法律的语境、立法原意等。背后分野相当复杂，但这两种诠释方向，回归以来引起众多矛盾，由初期的吴嘉玲案涉及的居港权争议，到上文提及的政治矛盾，无不在显示这两种法律条文解读的不同。

不过他认为，这些矛盾本身可以通过互相了解、沟通去调和，因为“一国两制”与《基本法》订立的原意和精神，同时包含两种法制的拉近与磨合，只不过香港回归二十多年来，很多矛盾被放大，变成政治争拗，社会不能理性地探讨解决方式，这种理解方向并不正确。“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一些泛民的朋友用错了方法，发展下来，最后更加变成透过‘极限施压’、斗争，去争取他们一些理想和理念，这刚好违背了‘一国两制’的根本目的。以至于今日这个发展，是大家都不乐见的。”

一国两制2047后“肯定继续存在”

李浩然亦指出，虽然《基本法》第5条所指的是“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但这不代表2047年后香港的制度就会变，“我可以很肯定地说，（回归）50年之后仍会有‘一国两制’存在”。

李指，国内七十年代后期的“再认识运动”，深刻理解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终究只是“工具”，不是一个“目标”，亦即大家后来所听到的“黑猫白猫论”，只要能够做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改善人民生活，所以两种制度一定会互相取长补短。亦因如此，中共十九大提出的14条基本方略之中，就包含“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他解释：“这正正是当年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根本理念，我看不出为何2047年后香港会不继续实行资本主义。现在不是冷战时期，再没有当年那些意识形态之争。正如你今日会见到，香港有些土地的契约，早已跨越了2047年。”

至于“修法”的问题，李浩然认同一部宪制文件在草拟之时一定会有一些地方未预想到，因社会会不停进步、变化，总有技术问题出现，但并不一定要用修改的方式，有更多其他方法，例如解释。“一部宪制性文件，‘稳定’是很重要的，如果轻言修改，不单社会观感不好，对这部法律本身也不是好事。”

专注竞选立法会：坐这山　望那山　一事无成

外界曾经盛传李浩然有机会加入政府当问责官员，惟最终未有成真。李浩然回应记者时打趣指：“这是你们媒体说的，我可没有说过！”他引述梁启超《敬业与乐业》一文的说法：“坐这山，望那山，一事无成。”意指应该专心处理眼前所做的事情，如见异思迁，终将一无所获。

他坦言，参选立法机关是个新尝试：“我做过内地地方政府、政策研究、商界，用你们的说法，即是转过很多次轨道，不过我有信心，这是让我更加了解整套制度运作的好机会。况且，我相信当中有很多经验是通用的。”他亦不认为有中资背景的人参选有甚么问题，因为中资从来就是香港市民日常生活一个重要的组成版块。

李浩然期望，在完善选举制度下，有更多空间可提出实际的民生政策，“我最重视的是‘产业惠民’，让社会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香港依然过于倚靠单一的金融行业，金融很重要，但不可一味靠这带动经济，金融相关从业者只有29万人，但香港就业人口有380万，很多其他行业都有‘低薪化’现象，香港很需要其他优势产业的出现，明明香港有基础研究、生物科技研究做得好，怎么不能转化为产业呢？正如你有鲍参翅肚的条件，怎么还日日在吃即食面呢？我也不畏言，香港政府对于‘构建产业’的能力，是几乎完全没有的。”

立法会选举各界别参选名单，请按此参阅《香港01》选举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