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公民社会瓦解？　学者：北京决斩草除根　参考澳门模式治港

修例风波后香港政治环境剧变，其中教协、民阵两大民主派老牌团体，本月皆先后因政治压力宣布解散。自八九民运以来一直举办六四集会的支联会，常委近日通过解散决议，更被警方质疑为“外国代理人”，要求提交资料，解散很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国安法》生效后，政界、教育、媒体先后受整治，至近日，多个在民主派中具象征意义的团体遭官方批评，纷纷自行解散。政界关注到香港的“公民社会”，是否面临瓦解？
有学者认为，中央长期以来都不想介入，但2019年香港政局到了动乱、危害国家安全的地步，中央不得不出手，《国安法》实施亦激活了特区政府的决心，敢于采用不同的法律武器对付反对势力。亦有学者指，北京希望借此机会一举扫平所有可能动摇香港管治稳定的因素，上述公民社会团体具有号召力，被认为是香港反对力量生生不息的原因，因此北京认为有必要斩草除根，令其再无翻身机会。
公民社会与民主路系列之一

▼民阵历经19年终解散　回顾历年举办多次游行▼

公民社会强调“民间自发”　2003年七一游行划时代

“公民社会”是西方社会学名词，泛指一些独立于政府以外、由民间自发组织、以民间利益为先而行动的组织，例如工会、专业团体、社区组织、宗教团体、学生组织等。“公民”（civil）二字与“市民”、“居民”等词不同，较多与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连结起来，伴随一系列的社会和政治权利。

在香港，2003年由民阵举办“七一游行”被认为是近年公民社会觉醒的起点，当时民间不满政府推动《基本法》第23条立法，再加上回归初期经济不景、负资产、沙士爆疫等民生问题，导致50万人上街，最终导致政府搁置立法、时任特首董建华两年后下台。根据中大社会学系前副教授陈健民过往分析，该年七一游行连同随后数年的保育风潮，一连串社会动员令港人意识到民间力量的集结，在未有民主政制下，对监督政府起重要作用。

▼教协通过降低解散门槛▼

香港语境下的公民社会：长年结合争民主、反政府行动

须注意的是，公民社会虽是民主社会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不一定牵涉政治，可以只是推动某些民生政策上的改革。只不过在香港实况中，自零三七一以来，公民社会的存在与争取民主普选、反对政府的政治运动，实际上是高度重叠的。自2003年后，多次七一游行主办单位（即民阵）提出的主题，都与争取普选有关，如2004年的“争取07、08双普选”、2011年的“还我2012双普选，打倒地产霸权及曾荫权下台”、2014年的“捍卫港人自主，无惧中央威吓，公民直接提名，废除功能组别”，等等。

此外，香港公民社会的活跃，也某程度上对政府施政构成影响，增加民间与港府甚至中央政府之间的政治冲突。例如2012年反国民教育事件，当时年仅15岁的黄之锋以学生组织“学民思潮”召集人的身份亮相，联同多个家长、教师关注团体，号召市民包围政府总部，导致政府最终搁置德育及国民教育科指引。中国社科院于同年的《2013中国社会形势蓝皮书》中，点名提及黄之锋，并认为政府应加强规管网上舆论。

长年扮演反政府、民主化运动“大台”

这类反政府的公民社会团体，在回归廿多年以来的民主派政治运动之中，被认为扮演“大台”角色，号召市民和其他民间团体上街游行，手段相对温和，较少涉及暴力行为。不过，2014年雨伞运动后激进力量冒起，部分行动更开始涉及暴力；2019年反修例事件中，“和理非”与激进力量更出现合流现象，亦拒绝与暴力示威者割席。

随著《港区国安法》的出台，多个政治团体如香港众志、新民主同盟先后解散；激进派系的核心人物悉数被捕入狱或逃往海外，街头暴力示威风险大减，但“拨乱反正”行动才刚刚开始。今年起，政府对大型民主派组织的行动明显更加积极，警方5月先引用《社团条例》要求民阵提交资料，在召集人陈皓桓入狱、多个成员组织退出之下，民阵于8月自行解散；教育局7月在官媒批评教协过后，宣布终止与后者的合作，教协一星期后自行宣布解散。

至于六四纪念活动的“台柱”支联会，自今年起其口号“结束一党专政”屡受到建制派质疑违反国安法。至8月，警方国安处再引用《国安法》第43条，要求支联会提交资料，怀疑其属“外国代理人”。据报支联会常委已通过解散决议。

▼支联会濒临解散　维园烛光集会恐成历史▼

刘兆佳：香港“公民社会”具反政权特质　西方亦不容许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提醒，“公民社会”在西式民主国家的语境中，是指一些介乎国与社会之间的自发组织，反映不同社会阶层利益，监督与制衡政府，但前题是认同当前国家宪制秩序。他指，长时间以来港人所留意到的“公民社会”，都是一些意图挑战现有政体，甚至与西方国家关系密切的组织，现时所瓦解的，也只是一些西方角度之下定义的“公民社会”，香港从来都有许多社团，包括受资助机构、宗教团体、关注工商权益的团体、劳工教育相关团体等，不能狭窄地用在反政府团体上。

刘兆佳指，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欧美国家向非西方民主阵营地区输出其政治意识形态，透过官方或非官方渠道于当地扶助新的组织，尝试建立西式民主政体，“这些组织往往带有某种改革性，甚至革命性、颠覆性，推动政权和政体的更替。西方国家的目标，是透过这些‘公民社会’建设，发动群众运动，兵不血刃瓦解其他国家的政权，也就是‘颜色革命’的剧本。西方国家自己也不会容许推翻现有政体的组织存在吧？但他们却要在其他地方推广。所以对于西方定义下的威权国家，如俄罗斯、中国，对于这些打著‘公民社会’旗号的组织，一定会保持戒惧、严加限制。”

中央再不出手将尾大不掉

回溯历史，刘兆佳指殖民地时期英国政府也会压制投入反政府行动的民间团体，只不过在回归前夕，英国才一改过往态度，鼓励这些反共、反中的团体活动，维持英国自身管治的合法性，以及营造“光荣撤退”的观感。回归后，这类“公民社会”团体一直为特区管治带来麻烦，导致政府转向弱势，其实一样有问题，只是长期以来中央都不想介入。不过2019年香港政局到了动乱、危害国家安全的地步，中央不得不出手，《国安法》的实施，激活了特区政府的决心，敢于采用不同的法律武器对付反对势力。“以前问题未算太严重时，中央也不想付出政治代价去清理‘毒瘤’，不过后来问题严重了，再不出手将尾大不掉，那就长痛不如短痛，让他们没有卷土重来的机会。”

蔡子强：北京不欲再看见香港有大型政治动员

“说到底，北京是想‘一劳永逸’。这已经和是否‘和理非’、有没有参与暴力行为没有关系。”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如是说。他认为，政府对公民社会态度是宽是紧，由此至终都是政治判断，教协、民阵、支联会的共通点，在于其拥有庞大的政治动员能力和号召力。在过去一段时间中，香港反对运动的激烈程度提升，政治矛盾兜兜转转未能解决，而由民间公民社会发起多次大型示威集会，又一定程度威胁到特区管治稳定。于是北京也失去耐性，放弃回归20年以来对公民社会一种相对宽松的路线，不想再见到香港再有大型政治动员上街。

蔡子强认为，反修例事件后北京的取态明显非常强硬，后续的“肃清”行为远超占中运动后的规模，主要原因有3个：其一是北京起初未必愿意对香港有大动作，但2019年事件看来，已可以放手强硬处理；其二2014年中美关系仍未算太差，但2019年时已接近“全面反台”，北京要与美国竞争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当然想防止香港“后𨅬失火”，所以更有动机扫除香港所有不稳定因素。

其三，于2014年占中运动期间，北京任由运动自行消亡，不过这些民间力量其后“伞落社区”，形成更多公民社会团体，于2019年再次爆发，北京更加希望“斩草除根”，以绝后患。“现时政府仍能用疫情、限聚令为由，禁止一切集会游行。但限聚令总不可能永远维持，特别是10月渣打马拉松将会复办，政府延续限聚令，愈来愈说不过去。既然现时中央和特区政府已经凡事将国安放在最重的位置，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将所有较具规模的平台、大台全部拆除，务求‘赶尽杀绝’。”

由此，蔡子强认为北京对于香港公民社会态度坚决，全方位“改造”香港社会面貌，没有人会知道会做到多远。他以澳门为例，指当地自1966年的12.3事件后，整个社会已倒向中国政府，非建制力量完全不成气候，认为澳门可能是北京治理香港的参考蓝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