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昔日中间派　黄梓谦：新格局无分建制泛民　接受新制非跪低

本港政治生态自2019年后大变，先后经历社会动荡、中央出台《港区国安法》，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黄梓谦接受《香港01》专访时表示，在新政治格局下，不再以民主派与建制派划分，而是由三类人建构：负责治港的“坚定爱国者”、包含大部分市民的“爱国者”，以及不接受中央、特区等的“非爱国者”。他呼吁民主派思考自己落入哪一类人，若属“非爱国者”，日后难有参政机会。

曾以“中间派”身份参选立法会的黄梓谦说，不认同社会上有人认为接受今日的框架，就代表“跪低”，强调香港要处理的问题，不会因为某人不加入政制就消失。他称对加入政府制订政策、参与立法会工作以至其他公职均感兴趣，惟要有适当机会才考虑。

新政治格局由三类人建构

选委会选举本月举行，只有两名非建制派成功入闸，连原是立法会议员的郑松泰亦被DQ，与5年前民主派在选委会取得逾300席，可谓差天共地。民主派过去一年遭受重创，立法会、区议会有大批议员失去议席或辞职，声势大不如前，在“爱国者治港”主旋律下，昔日泛民、建制对叠之局面不复再。

黄梓谦曾加入汤家骅创立、标榜“中间路线”的民主思路，参选2016年立法会直选惟落败，至2019年7月反修例风波，称平台未能协助社会修补撕裂等因素，决定退出。今年3月，黄梓谦以中国联合国协会代表身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发言，指香港人权在国安法通过后迅速恶化的指控“完全没有根据”。

黄梓谦在访问中说，在新政治格局下，应将政治板块重新区分为“坚定的爱国者”、“爱国者”及“非爱国者”，连“建制派”的标签，在他眼中亦过时。他解释在新分类下，大部分在港生活的市民都属爱国者，他们从未或没有打算违反国家安全或《基本法》，这在社会中应属主流。

至于“非爱国者”，黄梓谦认为是不同意、不忠诚相信香港属中国特区的人，而且做事并非为香港繁荣稳定，但这种人只属少数；相反，“坚定的爱国者”就是负责“治港”的人，如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提出的要求，在爱国爱港外，还要德才兼备、有管治才干，有能力团结一切、打破门户之见。

黄梓谦指，这是本港回归以来，中央首次对治港者提出如此仔细的要求，港澳办副主任黄柳权日前被问及是否支持特首林郑月娥连任，亦是引述“五个善于”回应。

泛民须自证是“爱国者”

至于民主派的未来，黄梓谦认为他们应思考自己于哪一类：如果站在“非爱国者”的位置，相信未来参与宪制内政治的机会甚微。黄梓谦指，泛民中亦有“爱国者”，将来能否参政，可视乎有否阐明国家安全立法与追求自由、民主并无抵触；如果不愿承认国安法的立法需要，将较难证明自己是爱国者，“这就是政治现实”。

他相信即使有人被DQ，亦不代表参政路尽，因为“爱国不分先后”，又说不认同社会上有人认为接受今日的框架，就代表“跪低”，强调香港要处理的问题，不会因为某人不加入政制就消失。他称尊重有人因政治制度调整而拒绝参与，但认为参政的本质若是为民服务，希望解决群众的生活问题，就应该继续做。

选举改制后，不少人认为民主成分大缩水，那么本港政制未来应怎么走？黄梓谦再提及夏宝龙7月发言，指当中提到对香港在国家第二个百年的“四个期盼”，当时已届2049年，他认为当中隐含了2047后“一国两制”将会继续的意思。他称即使是否相信此表述，夏宝龙亦是在新政治形势下首名表示对民主有追求的官员，相对地，特首林郑月娥亦不敢如此夸口。

大家可以畅想一下，当我们国家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的时候，“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将会是一种怎样的光明景象？我们期盼那时的香港，经济更加繁荣，各项事业发展更加均衡，社会更加和谐安宁。特别是现在大家揪心的住房问题必将得到极大改善，将告别㓥房、“笼屋”。我们期盼那时的香港，民主制度有更大进步，法治更加完备，权利和自由有更充分的保障，人人可望实现更全面的发展。

政制发展前路？　黄梓谦：《基本法》普选目标不变

黄梓谦于2016年以民主思路身份参选立法会，重提往事，他相信自己当时目标仍有机会实现。他称当时希望在《基本法》底线下，追求最大的民主发展方案，而《基本法》第45条的框架所指，是“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他认为此条文下的空间很大，只要不违反《基本法》，或要求国家安全作让步，即没有问题；即使有国安法亦不代表不能再讨论民主，只是讨论的人需要是“爱国者”，以免损害国家安全。

他强调，完善选举制度并无改变《基本法》相关条文，换言之，最终达至普选的目标仍在，认为民主派应思考在目前格局下，有何条件能推动民主进步。

称修例风波主因是市民“活得不高兴”

他又认为，国际社会已证明，社会良好发展不一定在于政治参与的方法，而是关乎治理（Governance），只要有治理水平的地方，群众就会拥戴政府。他举例指，法国完全以西方民主参与方式运作，惟仍无法平息近年的动乱，就是因为治理出了问题。不过，他强调社会声音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十分重要，故不能堵塞群众表达，只是比暴力、激进、破坏法律的方式，有很多更好的方式。

黄梓谦相信，2019年社会事件除了普通市民参与，亦有以夺权为目标的参与者。他认为事件总体成因并非本港“是否有民主”，而是市民活得不高兴，“很多想做的事无法实现，特别是年轻人方面”，加上对政府领导不满，与及香港卷进中美博奕，才导致事件爆发。他预料香港未来将继续受中美关系所影响，故未来更要集中精力，改善生活。

对政府、立法会等公职均有兴趣

黄梓谦对推动政策一向兴趣满满，自言多年来一直推动体育慈善项目，将来亦有意做文化艺术的推广工作。他认为公共政策上离不开三大领域：一、政府政策制订，短、中、长期都需要人参与；二、立法层面，如立法会议员负责审批拨款；三、西九董事局、未来启德体育园的董事局等公职，亦能推动政策。

他不讳言对三方面的工作都有兴趣，问题只是机会何时出现，当机会出现时自己是否有好的条件把握。

“服务社会不能太投机”

既然对种种工作都有兴趣，对黄梓谦而言，何时才算适合机会？他表示，自己作为中青代，看法很影响社会走向，故希望多发表对香港未来的看法，例如文化、体育、贫富悬殊等议题。他称社会服务不能太过投机，既要保留初心，亦要多做调查研究，否则就没有发言权。

他指香港未来有四样重要发展，包括“南金融、北创科、西文化、东体育”，相信未来数年机会处处，问题是能否从中找到自己的角色，如果有空间就会尝试服务。他强调自己一直准备中，“我仍在调查研究、思考问题的阶段”。

料体育及文化成“揾食”机会

一向提倡运动普及化的黄梓谦指，社会多年来注重利益，自己谈及体育、文化时将两者放在一起，正因本港未来两年有故宫文化博物馆、启德体育园先后落成，提供不少“揾食”机会。

他强调，本港体育政策发展在精英化、普及化、盛事化及新的产业化四方面，均离不开旅游发展。他举例指，新加坡以一级方程式赛车作为旅游业增值项目相当成功，而旅游作为本港传统四大产业，亦可研究以体育发展将其升级、增值。

他相信日后有体育作为承托旅游业的产业，旅客留港的时间亦有机会增长，“只要有内容，周边的一盘水就会活”。他预料，未来体育新的产业，包括运动大数据分析的专业教练、盛事化产生运动相关的市场推广、品牌设计、更多运动评述等，甚至体育仲裁亦有市场。

文化产业方面，黄梓谦认为“文化”在十四五规划内的重要性很高，因为中央希望以文化发展软实力，并有愿景将中国文化输出至全世界。他提到，十四五有“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建议，以文化结合旅游，故应将文化、体育及旅游放在一起，故他亦倡议港府成立新的文化、体育及旅客局，才能把握十四五规划及大湾区内文体发展带来的商机。

倡教港生活文学家作品

不过，黄梓谦亦强调，在硬件以外，亦需要令文化在社会普及，否则西九文化区最终只会沦为“打卡热点”，人们只认为“离地”，不懂欣赏。他建议从教育开始，举例建议将曾在香港生活的文学家，例如金庸、张爱玲、刘以鬯等加入教育局设立的课程大纲，令市民不论出身都一定有所接触。另一普及化的倡议是“区区有艺术”，“因为好的艺术城市应该有很多公共艺术”。他提到，内地近年容许年轻的壁画艺术家在桥下创作，只要不是通过艺术传递政治讯息即可。

综观全局，黄梓谦相信，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虽是一件好事，但直接“搬出来”仍欠吸引力，故要有“事件”将其承载，例如文化、体育等，令参与者自然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