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朱兆麟：政界需洗牌成“九一”比　倡基本法“细化”修订

全国人大会议即将审议及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本港政治版图将会全面改写。近一年由《港区国安法》推行并实施，到修改选举制度，都是冲著香港过去数年乱局而来。到底在“后选举改革”年代，香港政局应如何走下去？民主派还有没有生存空间可言？
香港政治及管治学院召集人朱兆麟接受《香港01》访问时提到，香港过去数年发生的事，令中央必需出手改革制度。他认为，香港政治版图需要再来一场“大洗牌”，将反对派压缩到只占体制内一、两成左右，政治局面才能回到正轨。长远而言，朱认为《基本法》都需要作全面的检视和修改，“细化”部分条文及厘清提出修改的责任谁属，才能确保香港长治久安，及时处理问题。

中央以往对港两工作尚未完全收效

香港政治及管治学院是一所本地政治人才培训机构，朱兆麟本身是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曾涉猎政策研究，与公职界人士、政府官员多有交流，是政府民间智囊之一。

他认为，过往中央在对港政策上有两个未完全收效的地方：其一是中港融合方面的不足。朱兆麟举例指，粤港澳大湾区规划提出多时，但以其观察，港人普遍对内地的了解仍然未够，国情教育仍有相当多改善空间，“大家总是觉得（中港之间）有一条线还未融合”，政治、文化上有较大的疏远感，大至政治意识形态，小至公式文件的语言，例子比比皆是。

朱兆麟表示，香港的国情教育固然要多做，但香港人自己“行前多一步”，亲身感受和了解国家的发展，从而思考香港的角色，也相当重要。他相信，这一点随著中央往后陆续推出更多惠港政策，会持续改善。

其二在政治上，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朱兆麟指中央过往较为重视团结爱国阵营，简单来说就是“永远在统战一些已被统战的人”，针对反对阵营的工作需要再多做一点。不过他相信，中央从无轻视香港议题，今次选举制度“大手术”，已是踏出一步。

朱兆麟批评，香港反对阵营“从来没有重视中央曾释出的善意”，例如2015年政改方案，纵使不是最完美，但总是一个普选方案：“我就当这是1.0方案，但为何一开始就要10.0呢？哪有制度一开始就是完美的？看看美国，选举人票制度还不是一样有漏洞。”他亦指，反对派过往一段时间“西瓜靠大边”，修例风波期间主流气氛倾向勇武、激进，就跟著风向摆，威胁国家领土完整和中央权威，“人就是这样，永远会测试底线，没有人告诉红线在哪，他们就会不停制造问题。《国安法》是你求仁得仁”。

睇现时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4大界别▼▼▼

指政界须洗牌成八二、九一比：执正过程，阵痛难免

按照目前坊间流传版本，有意见认为中央拍板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后，立法会的民选成分减少了，选委会中最具民意代表性的区议会也被削去，民主进程回到八、九十年代，是一种退步。

朱兆麟指，现时香港整个政治体制仍在“执正”的过程，阵痛难免。他指，政界要迎来一场“重新洗牌”，民主派不会从此消失，但肯定在政界的势力会大幅缩小，认为在整体体制内（包括区议会、立法会、选委会），爱国阵营和反对派所占比例，至少变为八二比，甚至九一比，换成绝大部分是“国家认识、可信任的面孔”；留下来的反对派，都要以温和派为主，没有说过颠覆国家的言论，确认爱国爱港，待社会体制稳定过后才谈继续往前走民主进程。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田飞龙较早前撰文提到，中央决心打造的不是橡皮图章或“忠诚的废物”，而是贤能的爱国者。朱兆麟相信，中央十分清楚“忠诚派实力去到边”，相信政制改变后建制派之间会有良性的竞争。

当然，他认为香港政府在管治能力上，有大量的改善空间，例如制度上的执行力不太足够，政府施政也不能切身了解市民需要：“政府每做一件事，就开一个办事处，部门之间各自为政；制订政策的人和执行的人不协调，结果连食肆全日禁堂食都朝令夕改，不了解市民实际需要；又比如说2019（区议会）选举，很多人说要叫停，但当时决策者怎么想呢？为何最后没有做呢？”

倡《基本法》条文细化、规范化修订程序

长远而言，朱兆麟认为中央需考虑改良《基本法》。他指，《基本法》于三十多年前起草，当时起草者未必想到回归后的众多执行问题。“当年邓小平说《基本法》写法要‘宜粗不宜细’，留下很大弹性给特区，连第23条都是几句写完。不过当时的人，也未必预计到香港社会这么复杂，自由度太多反而未必应对到新的局势。”他认为《基本法》也是时候更新，但未有具体指出什么条文需要改，只是觉得从原则上，应该将条文“细化”，写得具体一点。

朱兆麟又指，其实修订《基本法》也应该规范化，厘定清楚日后如要修订，程序应如何走：“到底是人大自发修改，还是特区政府发现有需要时向中央提出？厘清这方面的权力来源，不用等到每次都要中央发现问题忍无可忍才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