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检控专员辞职｜拆解梁卓然突辞任之谜　三因由凸显政府三煞位

在政治矛盾尖锐、事情“镬镬新鲜”的今日，一些往日会被视为很重要的新闻，容易被更大的政治事件掩盖。刑事检控专员梁卓然于上周辞职，将于年底离任，并直接承认其与律政司司长郑若骅意见不合。这为社会留下一个大问号：到底什么样的原因，可促使律政司司长与掌管刑事检控科的高级官员产生如此大分歧，到了二人只能留一人的地步？
《香港01》综合多名政界及法律界人士资讯，以及整合过往资料，可知梁卓然本人，以至刑事检控专员的职位，都是处于“三煞位”，于现今政治环境下，无论对于建制派／政府高层、民主派，还是自身的法律专业，都难获三者完全满意，工作受到大量制肘，最终“三面不讨好”。有消息人士甚至指，梁卓然由上任第一日开始，已经不是郑若骅的心水人选……

一、律政司角色政治化　检控权力成分歧

律政司司长是政治委任官员，这与出自公务员系统的刑事检控专员，本身就相当容易有理念分歧。政治委任官员作决定时要考虑政治后果；公务员则应按专业原则执行指示。法律界长久以来都有声音，认为检控决定不应政治化，否则会损害法律制度的公信力，提倡将检控权力下放予刑事检控专员；而郑若骅本身的专长是仲裁案，刑事检控科人员在检控方面，可以提供更专业的意见。前刑事检控专员江乐士也向《香港01》表示，职级上律政司司长有权推翻刑事检控专员的决定，但这情况在过去极罕见。

不过实际执行上，过去一年发生众多事件，令部分社会人士尤其是民主派质疑律政司角色政治化。去年8月有报道指，7.28中西区冲突后，郑若骅、梁卓然与警方开会，双方决定对被捕人士控以暴动罪；报道又指自当时开始，郑若骅要求所有在反修例事件中有关公众集会的检控，都须经她处理。网媒“坚料网”去年曾报道指，梁卓然曾经建议在此事中控以较轻的罪名，批评梁卓然“无视示威者的暴力行为，实有纵放之嫌”。

在这种背景下，外界容易产生质疑，作为政治委任官员的律政司司长，作检控决定时可能涉及政治考虑。

去年7.28中上环一带爆发警民冲突，政府控告44人暴动罪，一批自称律政司检控人员的人士用律政司信笺发公开信，批评郑若骅批“视检控守则如粪土”，主要考虑政治因素，在没有充分证据下坚持控告，又提到梁卓然既然是资深大律师，是刑事法律专才，负责掌管香港所有刑事检控，应该把关和作独立判断，遗憾地梁卓然亦被郑若骅“践踏”，不能做好把关工作。

事实上，梁卓然在给同事的电邮中，亦提到律政司应秉行公义，从不“力争定罪”（strive for convictions），似是语中带刺。

法律界消息指，梁卓然出任刑事检控专员后，就检控问题不时与“上司”郑若骅有磨擦，因根据《基本法》，名义上是律政司主管刑事检察工作，但潜规则是下放权力予刑事检控专员主理，但近年部分案件郑若骅坚持其最终话事权，直接in charge。据闻，郑若骅曾私下向人透露有下放权力，但似乎无助缓解二人对检控意见之分歧。

二、袁国强荐梁卓然“升正”　传非郑若骅心水

有法律界中人透露，梁卓然与郑若骅“意见不合”，其实一早有迹可寻，事缘梁卓然于2017年12月29日获律政司委任为刑事检控专员，时间正值律政司长袁国强即将离开政府，据闻当时正是由袁国强推荐梁卓然，但“DOJ系人都知David Leung（梁卓然）好黄”，认为此任命对一星期后上任司长的郑若骅不尊重。讽刺的是，在社运人士眼中，梁卓然其实一点都不“黄”，反而更像“深蓝”人士，对民主派社运中人的讼案毫不留情。

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时，律政司有3名副刑事检控专员，轮流署任刑事检控专员约一个月，包括梁卓然、许绍鼎及谭耀豪，以填补当时离职的刑事检控专员杨家雄的位置。法律界中人指，梁卓然、许绍鼎二人争取“坐正”，一直叮当马头，两人同年获委任为资深大律师，资历、能力均接近，但许绍鼎予人感觉较中立，“好难话佢属于乜颜色”，他亦是郑若骅较接受的人选。结果梁卓然上任不同两个月，许绍鼎“劈炮”离开政府，改为私人执业。

三、未获安排处理国安案件

另一个重要原因令梁卓然辞职，可能与国安法案件有关。他向律政司同事发出的电邮中透露，未有参国安法相关案件，有法律界人士指，梁卓然作为检控官之首，未获安排处理国安案件不太合理，推测可能源于政高层认为梁卓然“政治忠诚度不足”，“政治上要‘孭飞’的律政司，不是检控专员，国安法案件高度敏感，必须要信得过。”

公民党主席、资深大律师梁家杰分析，刑事检控专员（DPP）按照英国普通法的传统，是刑事案件的“首席公诉人”，竟然无份参与国安法的执行过程；而特首林郑月娥身兼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自行“拣卒”处理国安案件，这在法律制度上说不过去。所以他和一些法律界朋友讨论之下，认为不论是否同意梁卓然的作风，如果他确实因不能参与国安案件而辞任，那实际上也是在保护法律制度。

民主派质疑对社运案件“辣手”

正如上文所述，另一边厢，梁卓然亦要面对民主派对刑事检控专员工作的质疑。梁卓然曾处理多宗涉及政治争议的案件，如在重夺公民广场案、占中九子案及2016年旺角骚乱案，担任控方律师。有法律界人士曾形容，梁卓然对涉及社运的案件作风“aggressive（进取）”、“去得好尽”。

其中，对于公民广场案中的“双学三子”，即黄之锋、罗冠聪、周永康，梁卓然曾明确提出不同意只判社会服务令，明言会覆核判刑。目前已身处海外的罗冠聪评道：“千祈唔好觉得跳船嘅就系好人。梁年中打极多社运官司，每次都狠到不得了，誓要用尽办法煮死示威者。”

刑事检控工作本身就容易触及涉政治争议的案件。近年香港激烈示威频繁，若梁卓然从严处理、“揸正嚟做”，非常容易得罪民主派。

法律专业VS政治干扰

梁卓然作为资深大律师，须面对自己的老本行法律专业，他自己亦在内部电邮中明言，控罪必须建基于现有证据作相称检控，确保被告得到公平审讯及合理判刑。有熟知律政司人士向《香港01》反映，律政司司长的角色，向来较少干扰检控决定，然而近年情况却有所不同，如撤控的决定，过往很少干扰，近年却常被再三追问原因，要求覆核刑期的情况亦见增加。

事实上过去一年，律政司作过许多具政治争议的检控或撤控决定。如在反修例事件期间，多次有人因藏有喷漆、锤子等物品，被控管有工具作非法用途、管有任何物品意图摧毁或损毁财产等罪。当中有部分案件，裁判官明言现有证据并不足够，但律政司坚持起诉，直至被告获判无罪，或控方连基本逻辑都说不通为止。

反之，一名操普通话的内地生，去年11月于中文大学向叫示威口号的毕业生挥刀，事后被控在公众地方管有攻击性武器罪。控方上月表明撤控，同意只签保守行为了事，裁判官多番质疑有关决定。另外，一名居于警察宿舍女子涉嫌涉贩运近3公斤K仔，裁判官明言证据充足，很大机会定罪，但律政司今年5月坚持撤控。

类似性质的事件一再发生，不管真正底因如何，观感上必然容易惹人怀疑，到底律政司是否受到某方的压力，从而在作检控决定时考虑法律以外的因素。

检控人员难不触及政治纷争

此外，一些客观的政治问题，也会对刑事检控的工作带来重重制肘。例如去年元朗7.21袭击中，警方当晚没有拘捕并当众放走多名持武器的白衣人，事隔一个月都没有白衣人被控，检控进展缓慢。梁卓然8月15日被问及案件进度时，承认疑犯是否在现场被捕、证供强弱等因素，可能会影响案件进度。

因此，于今日香港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下，刑事检控专员属俗称的“三煞位”，面对政府高层、“蓝营”、“黄营”，都可能三面不讨好，未来几年的工作更如高空踩钢线，没平衡技巧的话，日子会难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