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圈风声】骆惠宁的快与准 “重磅级”港澳系统话事人的新型态
中联办主任骆惠宁自1月6日履新至今,上过传媒版面的已有五场公开活动,昨日到访在港中资企业是第五场,亦是履新后首度“落区”行走。
中联办主任“落区”不是甚么新鲜事。以前王志民也访过在港中资企业,呼吁对接入“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蓝图中,张晓明曾赴上水和罗湖口岸,了解水货问题,不过微观比对之下,可发现骆惠宁有两大特点:“快”和“准”。这个差别可能正曲线说明,封疆大吏和港澳系统技术官僚的中联办主任的本质差异。
如果说,骆惠宁履新后首五场公开场合(见传媒、赴深圳、晤三任特首),都是以政治意涵为主轴,那么17日就抗疫走访四家在港中资企业,就是民生性质为重点,且可说是骆惠宁在中联办主任这个舞台上,首场展现功架的“表演”。
翻查纪录,张晓明亦曾就香港民生问题“行走”。2012年下半年开始,上水居民对水货客问题“爆煲”,当年9月15日首场“光复行动”爆发,其后同类型激烈抗争行动持续不断。2014年,张晓明走访了上水和罗湖口岸,实地了解个人游情况,以及水货客问题对新界北区居民居住环境和日常生活的影响。当时张晓明在北区区议会主席苏西智陪同下,先后到屋邨休憩区和茶餐厅与街坊倾谈,其后又坐东铁到罗湖,与乘客一起排队出香港关、入内地关,体验口岸通行过程,并观察水货客携带物品及接受查验情况。那一次,是他作为中联办主任的首次“落区”,时间在他履新后的两年。
2017年接任中联办主任的王志民,较张晓明更早“走近”香港民众,但首次公开活动亦要在上任一年后。2018年4月,他破天荒开放中联办予市民参观,更与民众在中联办内打乒乓球,他当时强调,希望透过开放日令更多市民了解中联办。同年10月,他到访驻港中资机构调研,并呼吁在港中资企业要在对接“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战略中,利用在港企业制度优势和国企资源优势,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
相对之下,骆惠宁在履新后一个多月便“走出”中联办,似乎更“敏于行”。当然,如果当年香港也爆出如此重大的疫情,张晓明和王志民说不定也会一样动作快速,这已无可稽考,但骆惠宁是个反应快、行动快、出手快的人,几无疑问。
走访四中资企业“落位准”
骆惠宁这次出手不仅“快”,而“落位准”。过去一星期,在“谣言和恐慌病毒”的散播下,香港民众出现抢购日用品的不寻常、不理性行为,不仅大米、罐头,连厕纸和避孕套都被抢购一空,这听来虽然有点可笑,但某程度确是民众的真实担忧,骆惠宁此时特意走访华润集团、招商局,了解及确保大米、猪肉、日用品等仓储充足,供应正常,为社会打定心丸(至少“蓝营”人士会听得入耳),可谓相当到位。而疫情冲击经济、供楼阶层或首当其冲,骆惠宁走访中银香港、中石化等,考察了解金融纾困及风险防范等工作,赞扬中银香港第一时间推出“还息不还本”措施,亦算为北京曲线宣传了中央撑港决心了。
当年南丫海难后,中联办副主任李刚随时任特首梁振英到医院探望伤者,并站在梁之后面接受传媒访问,其予人“背后扯线”的政治观感固然是公关灾难,骆惠宁选择走访在港中资企业,则完全是自己职权之下的事情,与港府了无瓜葛,避开一切有可能发生的过度演译或解读,亦是手法较“稳”的表现。
骆惠宁是封疆大吏出身,当过安徽、青海和山西三省的地方官,对应对地区大型灾害饶有经验。1998年2月,内地爆发水灾危及安徽巢湖地区,时任巢湖地委书记的骆惠宁主持防汛工作;同年7月,长江大堤惠生段的外护圩(龙塘圩和向阳圩段)先后出现溃堤险情,骆惠宁在惠生段大堤现场调动无为悬、巢湖市、庐江县、肥东县的4万抢险人员进行连夜筑堤,在几天内37公里的惠生千堤外护圩临江大堤整体全部加高1米,大堤抢修工程保证了整个巢湖地区的民众与耕田安全。
2010年骆惠宁出任青海省长(2013年升任省委书记、2016年转任山西省委书记),同年4月,青海玉树发生地震,骆兼任灾后重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主持灾区救灾、赈灾及灾后重建工作。某程度上说,今次骆惠宁就抗疫走访在港中资企业,是30多年地方治理经验的职业本能,而出手“快、稳、准”会否就是“封疆大吏型”中联办主任,以至是当过浙江省委书记的新任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的行事风格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