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中九子案】判刑前老父离世 陈健民剖析家人与社运之间取舍

撰文: 庄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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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中9子案明日判决,这将成香港社运史上的一页。而有份撰写的,包括占中发起人之一的陈健民。
占领中环概念至今逾6年,这6年间,陈健民失去内地研究工作的机会,更因占中案而提早放下教席,却因此获得一丝闲暇,在判决前,得以陪伴90岁老父,走过最后一哩路,成为他这段日子里的最大“得著”。
陈健民在宣判前夕接受《香港01》专访,坦言老父一直反对自己的事业,更反对占领运动,“他是1949年逃避中共来港的一代……从小教我不要参与政治”;而自己却深受钱穆等中大创办人的“新儒家”思想和西方“公共知识分子”概念影响,对家庭、公共事务、知识分子有一套自己的批判,更成为占中发起人之一。家人与社运之间,是否有所取舍?

陈健民说,父亲1949年来港,对共产党有深深恐惧,“他一生人最高智慧就是逃避共产党”,因此,陈父反对占领运动,并非基于政治立场,而是“明哲保身,不参与政治的哲学”。(卢翊铭摄)

2014年,在占中发起人戴耀廷的宣告下,占中提前揭开帷幕,与学生重夺公民广场的激流汇聚,熔铸成了浩荡的雨伞运动。当年许多青年人,因参与占领,与父母家人闹翻。身为50后“战后一代”的陈健民,亦曾面对如青年人一样的家庭压力。

父反对占中 “他一生人最高智慧是逃避共产党”

占领运动爆发前夕,陈健民父亲已近耄耋之年。陈父出生之年,正值民国期间,国民党蒋介石第二次北伐,生命中首20年都处于战乱流离之中,直到1949年才由中国大陆逃难来港,大半个世纪血淋淋的记忆,在老人脑海中留下深刻恐惧,“他一生人最高智慧就是逃避共产党”。

陈健民说,父亲反对他发起占领运动,并非基于政治立场,而是“明哲保身,不参与政治的哲学”。

有一段时间,陈健民与老父关系持续紧张,双方到了互不瞅睬地步,“爸爸不会争拗,但不停叹息、失眠,他知道我是很强信念的人,他很担心我,也很不高兴”。

陈健民说,他和父亲关系曾经差到“互不瞅睬”的地步,“爸爸不会争拗,但不停叹息、失眠,他知道我是很强信念的人,他很担心物品,也很不高兴”。(卢翊铭摄)
儒家传统的家庭观念,让人无暇顾及公共事务,陈健民说,“温馨的家庭背后,是社会控制系统”。(卢翊铭摄)

陈健民专研公民社会多年,认为华人社会难以建立公共关怀,正是源于传统儒家观念,“数千年来的作恶就是这样发生,要求每个人都重视家庭,然而中国人的家的概念,又无比宽阔,可以扩展到整个宗族,很多时候‘修身齐家’已经将人的精力全部吸走,根本不会有时间再去‘治国平天下’,这也是为何中国帝王一直喜欢儒家思想”。

他亦曾就雨伞运动中,年轻人面对的家庭压力进行过调查研究,“他们(青年)最怕的不是警察的警棍,而是妈妈的夺命追魂call(电话),和父亲之间会有很多争吵,母亲则是表现出对孩子的担心,担心你被捕、被打、找不到工作。这才是最要命的,家庭可以很温馨的,但也是社会控制系统”。

盼站在体制外“先天下之忧而忧”

陈健民形容,传统社会就是“忠孝同构”,由家庭及统治者两层架构组成,皇帝亦是家长,缺少了中间的一层“社会”,没有公共力量。

吊诡的是,对儒家传统诸多批判的陈健民,却出身中大,一所“新儒家”学者创办的学府,尔后他又回到了中大任教。这个为公民抗民,宁愿舍身成仁的公共知识分子,是否完全未受儒家文化影响呢?(卢翊铭摄)

然而,吊诡的是,对儒家传统诸多批判的陈健民,却出身中大,一所“新儒家”学者创办的学府,最后甚至完成在美国的进修后,又回到了中大任教。这个为公民抗民,宁愿舍身成仁的公共知识分子,是否完全未受儒家文化影响呢?陈健民说,这是个有趣的问题,他承认自己确实受到中国传统士人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影响,但他也认为这种思想有局限。

“他们倾向于体制内追求家国情怀,‘学而优则仕’,终极追求是做官,做国师”。正在中大办公室内收拾细软的陈健民,指著门外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中大社会学系荣休教授刘兆佳办公室的方向说道,“这类知识分子很少会想要在体制外,去监督权力,难以形成体制外的公共知识分子”。

他说,自己则受到西方“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影响,不希望加入政府工作;就算他支持政党发展,但若有政党邀请他时,他还是屡次拒绝,“我要站在体制外,扮演独立知识分子的角色”。

或许牺牲许多,陈健民从未后悔,坚持实践自己的理念。对家庭,他表示会尽量平衡,但不会因此而放弃社会参与。

以下为陈健民的青葱岁月:

访问后两日,早已与儿子和解的陈健民父亲安详离世。

访问后两日,早已与儿子和解的陈健民父亲安详离世。(陈健民face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