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从政者有话说 香港真的鼓励女性参政吗?

撰文: 李伟欣 彭毅诗 蒋钧乐 罗家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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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港立法机关在1965年出现首名非官守女议员李曹秀群,半世纪以来,一代代女性相继走入议会,女性的声音亦愈来愈多,她们为市民监察政府,但女议员自身的权益又有谁捍卫呢?时至今日,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容海恩任内怀孕,犹如一颗炸弹,警醒大众今时今日的政策配套、社会氛围是否真的鼓励女性参政?而这二十多年来,进入议会的女议员们,又为鼓励女性参政做过什么努力呢?

容海恩正向立法会争取怀孕议员可享产假和授权票,她认为两项措施可让怀孕议员弹性工作,并非要偷懒才去争取。(余俊亮摄)

容海恩 现身说法 怀孕议员面对出席问题新民党议员容海恩今年9月宣布怀孕,成为立法会首名在任怀孕的议员;而议员为非受雇人士,不享有产假,在欠缺授权票机制下,因怀孕或生育缺席会议,将失去投票机会。容海恩正向立法会争取怀孕议员可享产假和授权票,她认为两项措施可让怀孕议员弹性工作,并非要偷懒才去争取。“根本不会有有薪假期,最多请事假,任何人都可以请事假的!”容海恩谈及立法会欠缺产假安排时显得无奈,不过一如她所言,议员有需要时可以请假,只要获立法会主席同意,连续三个月不出席会议,都不会因为违反《基本法》而丧失议员资格。

“产假”的问题解决了,之后便是投票问题。容海恩希望可当个遥距议员,“可以在家中做到我在议会内的工作,例如发言和投票,其实议员希望能表达议员的声音,这正正是我们想做的事。”授权票制度近期引起争议,有区议会更将之废除,但容海恩认为怀孕议员确实需要授权票,强调此制度非为懒人而设,“不要给授权票‘戴帽子’,不是大家所想的偷懒,而是孕妇和生产完的妈妈想工作才想有授权票,如果我们不想工作,那不如我们直接争取不要上班好了。”

不要给授权票“戴帽子”,不是大家所想的偷懒,而是孕妇和生产完的妈妈想工作才想有授权票,如果我们不想工作,那不如我们直接争取不要上班好了。
容海恩

压力齐来担忧“爆煲”她又预料,一旦产后未能即时康复,不能出席会议,将会承受各方压力,“(照顾)新生婴儿的压力、家庭压力、身体上的压力,例如会不会有产后抑郁,又或是心理上压力,再加上舆论压力、市民压力等,我觉得几方面压力加起来,有可能会爆煲。”不少议员身兼多职,容海恩亦不例外,身为大律师的她下月将出席几天聆讯,怀孕亦未停止收个案,更声称要“做到生”为止。她表示“可能在大半年前、一年前已经接了生意,安排好(日程),你很难叫客人另聘高明再找其他大状去接(案件)。”

由大状到兼任议员,明年再多一重身份——母亲,是名副其实的‘三职妈妈’,虽然已预料压力会以倍数递增,但她仍笑着说“其实好多市民都是这样的,在这条路上我并不孤单”。

刘慧卿认为政党在推动女权上占重要角色,故提倡于民主党设立配额制,招募更多女党员。(余俊亮摄)

刘慧卿 嫁给香港 倡设政党女性配额制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为首位循地区直选晋身立法会的女议员、亦是党内首名女主席,从政以来,一直努力为女性权益发声。不过刘慧卿接受访问时直言,面对女性意识不足、政府的不重视,争取女性权益之路俨如“推大石上山”。从政多年,刘慧卿虽然已退下火线,但眼看女性权益落后,仍希望出一分力。她认为政党在推动女权上占重要角色,故提倡于民主党设立配额制,招募更多女党员,让女性有更多机会成为准候选人,投身区议会和立法会。刘慧卿认为,女性解决问题的思维与男性不同,理应有更多女性晋身决策层。万事起头难,刘慧卿将于10月底,联同该党主席胡志伟、李永达和黄碧云,与一众女区议员和社区主任会晤,就女性权益交流意见和心得,期望大家能积极参与,她直言“一只手掌拍不响”。

“市民不会因你穿裙子投你”1991年,刘慧卿参加立法局新界东直选,以“票后”姿态晋身立法局,成为首名直选女议员。忆起当年,刘慧卿称同年有六名女性参选,只有她一人赢出,刘直指“市民不会因为穿裙子投你,亦不会因为你穿裙子而否定你”,她认为最重要是个人能力,作为议员应具备条件是勤力、敢言和立场鲜明。刘慧卿坦言,参选期间及当选议员后,未曾遇到他人留难。但要说担任议员的难处,则是女性争取权益的意识偏低。

对于容海恩提出为怀孕议员设“授权票”及14周产假的建议,刘慧卿坦言,原则上不反对设授权票,但操作上会比较复杂,或需修改《基本法》,可能要参考其他国家的做法。

市民不会因为穿裙子投你,亦不会因为你穿裙子而否定你。
刘慧卿
陈婉娴的经历间接反映出女性在香港从政面对的挑战,往往要在事业与家庭,感情生活之间作出抉择。(李泽彤摄)

陈婉娴 亲身演绎 女政客的家庭事业抉择

工联会荣誉会长陈婉娴在1970年代投身工会运动,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争取工人权益。她在1988年当选区议员,1995年晋身立法局,回归后一直担任立法会议员至2008年,退下火线四年后,2012年再循“超级区议会”界别重返立法会,2016年正式交棒,今年获政府委任为妇女事务委员会主席,是少数在政圈打滚多年的女性。

在外界眼中,人称“娴姐”的陈婉娴是一位成功政客,然而,陈婉娴并不这么看,“我经常笑自己不是一个成功的女性,因为我没有结婚,既不是别人的妈妈、亦不是某人的老婆。当然这也令我在不少事情上都可以自己下决定。在1970年代,其实有不少女性与我一起全职投入工会运动,一起推动分娩假期。我们这群人一起走,最后只剩下几个。”

陈婉娴的经历间接反映出女性在香港从政面对的挑战,往往要在事业与家庭,感情生活之间作出抉择。陈婉娴说,以往女性要从政、走入议会并非容易的事,像她这样代表基层的女性跻身立法机关更是罕见。另一代表人物要数已故前立法局议员杜叶锡恩,“当年叶锡恩很关注基层市民,愿意批评政府、勇于发声,这类人物要去到那个位置并不容易,由服务社会到走入议会,需要经历不少作为女性的‘考牌’。”

陈婉娴说,容海恩是首位任内怀孕的立法会议员,正好促进社会对女性议员友善措施的讨论。虽然未必可以马上改善,但立法会的同事一定要思考如何处理,“与其将责任放在议员身上,那不如整个社会及政府一起面对,不论男和女都是一样,爸爸亦要尽责任。”

至于授权票问题,陈婉娴则不太同意,“当某些议题极具争议性,例如将最低工资改为每年一检,争论到‘七彩’的时候,过程中再有人提出修订,要半年一检,但你都不在席,如何可以判断呢?无理由可靠授权票就过到骨。”陈婉娴强调,一个尽责的议员必须参与整个议政过程,“就等于政改‘等埋发叔’那个时刻,虽然很想(齐人),但唔得就唔得,世上很多事都不能两全其美。”

上文节录自第133期《香港01》周报(2018年10月15日)《女从政者有话说 香港真的鼓励女性参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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