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游行．拆局】政治议题难有出路　泛民赢补选要靠X-factor？

民阵今日（7月1日）发起七一游行，主题为“结束一党专政，拒绝香港沦陷”，据民阵官方所指，参与人数有5万人，警方则指有9,800人，后者数字是自2003年后首次跌破1万。先不论何者数字准确，几可确定的是游行人数自2014年后一直未见回弹，再次令外界关注七一游行，以至整个泛民主派何去何从的问题。
对于泛民而言，七一游行人数少，除难免令派系内部有点泄气外，对于11月举行的九龙西立法会补选亦具颇大启示。因为从今年游行人数可见，社会政治气氛或已大幅度扭转，泛民不能再单靠政治议题赢得多数支持，也无法再取信于本土派支持者。要是这几个月之间没有重大的“X-factor”出现，下一次补选泛民再输的机会不低。

七一游行陷面目模糊困局　学者：泛民谈不上有成功动员过

纵观自2014年雨伞运动后，七一游行人数已见大幅下滑（见上图）。更大的问题是，近年的七一游行欠缺鲜明焦点。例如今年的游行口号为“结束一党专政，拒绝香港沦陷”，内容相对空泛，接近“无主题”可言。相对2003年对准董建华和23条、2012至2014年针对梁振英和政制争议，今年游行明显失焦。在这情况下，泛民亦找不出应对方法，若无突破，可以预期日后游行人数将继续降低。

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分析，林郑月娥就任特首后，七一游行无可避免更难“搞得起”。其一，她的政治技巧高于梁振英，不会主动挑起火头，较为明显的潜在因素就是楼价，但她也懂得在七一之前公布调整措施，进一步拆弹；其二，林郑受惠于“前任红利”，梁振英相对是“不受欢迎”的特首，一前一后对比下自然民怨减低。

更为重要的一点，蔡子强指出自2003年后，民主派成功动员的例子，很多时都是因为特区或中央政府“own goal”，自己激起民愤，例如2003年在沙士、楼价谷底、经济不景的情况下还敢推23条、梁振英自身爆出僭建丑闻、政改问题不断收紧管控力度等。这些事件都不是泛民自己带动，最多是“补刀”。环顾泛民过往的动员策略，严格来说谈不上有什么成功经验。现时政改争议已“一锤定音”，社会政治气氛亦未见以前般炽热，泛民自难说服市民游行有用。

七一游行少人　由“信号”升华至“警号”

由此，可再引伸至今年11月25日即将举行的九龙西立法会补选危机。今年3.11立法会补选中，被DQ的前议员姚松炎“爆冷”不敌民建联郑泳舜，对泛民而言已是一大“信号”。姚松炎之败，选举工程失误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更大的启示是地区桩脚重要性持续提高，社会风气变得重民生多于政治，泛民单靠意识形态就可获取多数支持的时代已然过去。

目前政界盛传，建制派有机会派出食物及卫生局前局长高永文出战，泛民则倾向由被DQ的前议员刘小丽出选，如她无法入闸则由工党李卓人顶上。高永文任官期间民望冠绝一众问责官员，形象专业，熟悉政策和政府运作。

虽然他同样欠缺地区工作经验，但论全港知名度他不输任何政界人士，建制派亦有统一而强大的选举机器，上次补选已发挥得淋漓尽致。今次七一游行人数没有起色，再为泛民响起新的“警号”，显示4个月前的问题，到今日都未能解决，再展望11月的补选，亦未能看到突破口。

泛民难取信新一代　蔡子强：社会低估年轻本土力量

除了建制派的实力强横外，本土派亦是不能忽视的关键少数。以2016年立法会结果计算，本土派也有一成多支持，其中在九龙西，青年新政游蕙祯与普罗政治学苑黄毓民合共得40,862票，占14.65%。

历经DQ浪潮以及旺角骚乱案的审判后，本民前、青年新政等本土派政团已被摒除在体制以外，甚或面临监禁，代表人物梁天琦、游蕙祯等人已不再活跃政界。但本土派支持者与泛民的路线之争，目前仍在持续，这批支持者是否愿意支持泛民是极大疑问，尤其如果出选者是身为泛民元老之一的李卓人。

蔡子强指出，雨伞运动后数间院校出现“本土庄”，发动退联并成功通过，他坦言出乎自己意料，各大专院校近年冷待六四活动，反映本土思想影响力仍在。他认为，社会一直低估年轻本土力量，本土派对于由泛民主导的民主运动“左胶”、“和理非非”、“行礼如仪”等指控，始终需要正视。

“X-factor”要等北京自行犯错？

今年七一游行人数仍然不多，被问到有什么“X-factor”可以突破这种困局，蔡子强坦言难以预计。他解释，因为林郑月娥如上所述，政治技巧相对高明，不易引起大型民愤。

真的要数有何变数，他认为对比曾荫权时代，现时北京对港政策明显较为主动，留给林郑施政的自由度也较低。所以即使林郑注重民意，若然北京有个别政治举动操之过急，例如施压加快推动23条等，难保没有“意外”发生，只是机会实在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