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9】亲历六四　被扣押的三天　李卓人的沮丧、坚持与自省

每年的“六四”晚会，支联会秘书、曾在北京经历“六四”屠城的李卓人从不缺席，为了就是他一生的承担 – 平反六四和结束一党专政。1989年6月5日，李卓人成功登上返港的航班，岂料在起飞前一刻才被中共带走，幸三天后获释，有惊无险回港。
被扣押的那三天，李卓人曾与鲁平通电话、曾被带到地牢日以继夜审问，亦曾逃到英国领事馆寻求庇护但被拒，最终签过悔改书后才获释。这次逾越生死的经历，当然令李卓人毕生难忘。多年过去，李卓人接受《香港01》访问时坦言，纠缠著他的是当年事件的细节、各种不同可能性，“想过很多不同可能性，会否有地方做错了？若果我不签悔改书企硬，他们都可能会把我释放？”

支联会秘书李卓人1975年入读香港大学土木工程系，在七十年代，能够入读港大，可谓“天子门生”，前途无可限量。那时候正值社会派和国粹派在校园里不断斗争，争论著中国该往可处去，在大学思潮的冲击下，李卓人开始关心社会、决意投身工运。在这段时间，他经历油麻地艇户事件，协助生活困苦的艇户上楼，使他决定以工运作为一生志业。

大学毕业后，李卓人投身工运、组织工会，为的就是改善民生，而争取民主当时尚未与民生扣连。直至1985年，香港开始讨论和争取“八八直选”，使李卓人惊觉民主的重要，“当时发现我们对劳工法例的不满，实际是扣连著我们对香港政府不满，就是因为香港没有民主，令我开始进入状态搞民主运动。”

5月30日已感气氛萧杀

1989年，全国掀起学运风潮，看著逾百万人走上天安门广场争取民主，不少香港人对中国民主化亦充满寄望。5月30日，李卓人与岑建勋把香港的捐款带到北京，他形容当时的心情十分亢奋，“当时真的很亢奋，真的可以到广场，希望香港人做的事情能撑著这个运动，与学生倾和了解，令他们支持下去。”

李卓人当时忆述当天开始，广场上气氛已经有点萧杀，“当时已经开始焦虑，广场上很多人在谈军队会否杀入广场，不过当时我们都想人民解放军不会杀人民。”可是最终事与愿违，李卓人在北京饭店的露台亲眼看著广场熄灯的一刻，他形容是六四事件最恐怖的一刻。

对于六四，李卓人有两幕最难忘，一是在广场上看著一辆辆单车载著受伤的人和死者，二是在医院寻找失踪香港学生时，看到很多学生的尸体。

起飞前一刻被带走  曾逃到英国领事馆

6月5日，李卓人成功登上返港的航班，岂料在起飞前一刻才被中共带走，三天后才获释，“机上大家都以为没有事，但在起飞之前，突然有公安开始查票，由前面开始查起，当时很紧张，已经在想会否是拉我。”那三天的经历，李卓人29年来不断回想、重组、思考著当中的细节。

多年后他回想被扣留的三天，坦言并非与想像中恐怖。6月5日凌晨，中方把李卓人送回酒店，翌日带他到一个地牢审问，其后再把他送回酒店。6月7日，早上他再送到地牢审问，不过下午就送回酒店，当时他把心一横逃出酒店，冒著生命危险乘坐的士到英国领事馆寻求庇护，但最终被英方拒绝，于是他又返回酒店，至8日他签过悔改书才获释返港。

如有时光机 他也不知如何抉择

不同的可能性、事件的细节，多年来纠缠著李卓人，他想可能不签悔改书也能获释，不致留下一生污点，又想若当年逃到英国领事馆时被公安发现，又会有甚么后果？如果重新能选择，他仍不知道如何抉择，“想过很多不同可能性，会否有地方做错了？人的软弱就是这样，若果我不签悔改书企硬，当时的国际压力如此的大，他们（中共）都可能会把我释放。”

返港后的李卓人情绪十分低落，撑著他的是广场上学生的话言，以及把“六四”真相传扬的责任，“当时‘冧’一个月，纠缠于屠杀的记忆，觉得这个世界无希望，但我想起有学生领袖向我说，要把我们在广场见到的事情告诉全世界，令我觉得有责任将真相传扬，结果由低潮状态，重回运动的状态，作为一种心灵的治疗。”
 

最大敌人是冷漠 并非学生会批评

近年本港青年就是否建设民主中国、参与六四晚会与上一代辩论，李卓人坦言理解他们对中国没有感情，甚至因专权对中国感到反感，因此拒绝悼念六四，但他认为无论是支联会、本土派，都有一个共同立足点，就是抗专权，并要连结起来对抗专权，“香港人就是在一党专政的夹缝生存，你不理他，他都会理你，无论几时争取民主，我们都要砌下去，要与中共斗长命，不可以让香港早过中共‘玩完’。”

对于与新一代的路线之争，他理解成新一代突出身份认同的行为，“学生会想突出身份认同，突出他们不是中国人，闹政府不够、闹北京不够，但与支联会切割就很突出，我明白他们的想法，但不能切割太多，把抗专权的部分也切割掉。”不过他认为这不是传承六四的最大挑战，毕竟反对支联会的人都是有了政治醒觉，但冷漠才是最大敌人，因此除了继续与青年对话外，他认为最关键就是向告诉下一代六四是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