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命工伤｜致命意外难避免？张欣宇促明晰权责：工程勿以人命为价

踏入2025年，已经发生至少三宗严重地盘工程意外，日前（1月24日）更有一名工人因而丧命。凑巧的是，立法会刚于1月23日通过由“香港新方向”新界北议员张欣宇提出、经七名议员修正的“加强规管建造工程安全”无约束力议案，促请特区政府改善工程规管制度，明确各个持份者的权责关系，从上而下和从头到尾地强化安全意识。张欣宇引用从2014年至2024年每千名工人的工业意外致死率一直维持在0.18这个数字指出，“建造业并没有变得更加安全”，但他相信所有致命意外都是可以避免的，而香港既应该、也有条件实现“工地零意外”。不过，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总结发言时重申，当局已经制定多方位措施提高工地安全，只是“意外永远无法避免”；他又呼吁所有持份者共同努力改变职安健文化，包括希望前线工人形成好的习惯，例如“有时候看到不妥当的地方，就说‘老板我不做了，付钱我都不做了’。”

立法会议员议案系列

十年建造业没有更安全
监管架构未能明晰权责

张欣宇在动议“加强规管建造工程安全”议员议案时指出，以每千人致命人数比例来看，建造业比消防员更加危险，前者的致命率是后者的三倍以上。他表示，政府重视有关问题，业界也努力推广安全文化，但现实有些残酷，例如在2014年至2024年这十年间，每千名工人的工业意外致命率一直维持在0.18，可见建造业并没有变得更加安全。然而，若从第一性原则去分析，他认为所有致命意外都可以避免，“再做一次一定唔会死”，即是说建造业不应该如此危险，而香港既应该、也有条件实现“建造工地零致命”。

现行监管框架主要涉及楼宇结构安全和操作层面安全，分别由屋宇署透过《建筑物条例》和劳工处透过《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及《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进行监管。“但是，对于一个建造工地的运作来讲，其实远远不止结构安全和操作安全。”张欣宇借此指出有关规管制度的不足之处：“建造工地本身的规划、流程、管理等等，都和一个项目最终能否安全营造息息相关。但我们的监管体系，现时并未能有效覆盖这一部分。”

张欣宇续指，这个监管不足衍生两个奇特现象。第一，现行法例需要负上刑事责任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不需要全职在建造工地工作，反而真正需要全职负责现场运作的人士，在法例中却没有明确责任。第二，法例对总承建商的要求比较严格，以为提高罚则就可减少意外，但实际上从总承建商到分判商、从工作管理人员再到前线工友，中间可能相隔十多层架构，那些严格罚则犹如“隔山打牛”。张欣宇就此提出，有效的监管架构应该做到“权责清晰、责任到人”，即要明确工程中所有相关人员的责任，包括业主、承建商、分判商，特别是工地现场的管理人员，包括建造经理、地盘总管、管工等等。

致死率不变VS意外率下降
政府重申已经做很多功夫

张欣宇的议案先后经过七名议员的修正。其中“经民联”地产及建造界议员龙汉标把“改革建造工程的规管制度”修正为“进一步改善”；加上无党籍谢伟铨，“实政圆桌”田北辰、“民建联”刘国勋、“工联会”梁子颖、经民联卢伟国、无党籍陈绍雄的各项修正，议案促请政府采取多项措施，包括善用创科提升工地安全、透过投标制度和合约条款鼓励安全表现良好的公司、强制使用自动危险侦测装侧、善用建筑信息模拟（BIM）技术、明确规范整个管理链中各个管理人员的责任及角色、研究立法推行“建筑安全设计”。张欣宇总结时强调，强化安全意识和建立安全文化，“不是锦上添花，而是断不可无。”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和发展局副局长林智文代表政府出席会议。两人在回应时，都用了不少篇幅重申当局已经制定多方位措施提高工地安全。对于张欣宇指出“过去十年每千名工人致死率维持不变（0.18），没有更安全”，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在开场发言时则以“过去十年每千名工人意外率有所下降（由41.9至27.6），已经有改善”进行反驳。

至于促请当局“明晰权责”，孙玉菡和林智文在总结发言时均表示，现行职安健法例已经规定了不同持份者，例如承建商、分判商、合资格的人和工人，各自的法律责任；孙玉菡更认为，现行法例对于地盘经理、工程师、总管、管工的责任都很清晰。不过，《香港01》记者翻查相关条例，尽管《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第8条列明雇员“任何工作中的须在合理地切实可行范围内，照顾在其工作地点并有可能因其在工作中的作为或不作为而受影响的人的安全及健康”，甚或《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第6B列明雇员“在工作时均有责任为其本人及其他人（可能受到该受雇的人工作时的作为或不作为所影响者）的健康及安全，采取合理的谨慎措施”，但有关责任是否局长所说的“很清晰”，就见仁见智了。

孙玉菡：意外永远没有办法避免
张欣宇：没有工程值以人命为价

另外，张欣宇深信建造工地的致命意外可以避免，但孙玉菡则认为，“意外是一个概念，永远都没办法完全避免的”，只是意外发生后可能出现不同结果，“如果你不做安全措施，在发生意外时，结果就是你失去性命。”孙玉菡又强调，所有持份者都有责任共同努力改变职安健文化，包括希望前线工人不要为了赶工、贪方便而放松安全意识，反应形成好的习惯，“有时候看到不妥当的地方，就说‘老板我不做了，付钱我都不做了’。”他相信，如果大家都能养成这个习惯、不介意多说一句话，“可以救多几条性命。”

经修正的议案获得通过后，张欣宇分享了一段个人经历。他大学修读土木工程，毕业后首份工作就是在一个大型地盘工程当中负责前线运作。尽管负责范畴非常蚊型，但他压力极大、非常担心出现意外，即使放假也会不断透过手机实时监察工地最新情况。“但在很多年之后，我突然回想，撇除个人的荣誉感和责任心，就算我当年少一点去监督工地，就算我当年没有那么著紧，如果工地真的发生了什么意外，从法律上来说，会不会有机会拉我呢？”张欣宇意味深长地说，“随着我经验和知识的增长，我终于发现，其实并不会。”

最后，张欣宇计了这样一条数：香港每年公私营工程总量大约是2,500亿，但建造业每年大约发生20宗死亡意外；也就是说，平均每150亿元工程，就有一位工人失去生命。张欣宇问：“如果一个非常重要的500亿元项目，来到立法会审批，而如果拨款申请明确写出：代价是3位工人的生命。大家会不会批准这个项目？”他相信议会一定不会批准，“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工程，值得以人命作为代价。所以，我们是时候，要作出改变了。”

立法会议员可以透过不具立法效力的议员议案辩论，对公众关注事项表达意见，或吁请政府采取某些措施。不过，对于议员议案的实际作用，政界言人人殊。有人质疑改制后的议员议案变成“交功课”工具，不少辩论涉及国家大政方针但发言内容空泛；也有人认为症结在于政府没有予以重视、切实回应，只是行礼如仪重申已就某些问题做了大量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