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要改革｜张炳良：做回自己保独特性　忌浮夸、入政治正确窄巷

前运输及房屋局长、教大公共行政学讲座教授及顾问张炳良指，香港改革，关乎在新时代好好做回自己的战略地位，且需弥补2019年动乱后的裂痕、重建信任。他指，香港进入“ 爱国者治港” 新时期，如何在“一国两制”下既重国安也倡自由开放，既爱国也拥抱世界，在在考验特区制度韧力及政府治理艺术。官员和工商专业皆须解放思想，重拾“Can do”（搞掂）精神，并忌浮夸，不走入政治正确窄巷。

他又指，中央仍希望香港维持独特性和国际化，三中全会提出打造“开放”高地和“国际高端人才聚集”高地，正是香港可发挥优势之处。

张炳良今日（25日）在《信报》撰文指，因应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香港近期也多了人谈改革。香港可说乃改革之都，灵活变通，在亚洲四小龙中，造就不靠政府引导市场的另类成功发展模式。

董建华提一系列改革“生不逢时”

回归早期，改革频仍，首届行政长官董建华以改革房屋、教育、安老及振兴产业包括创新科技为重点，延续公营部门改革，更推行公务员制度改革，并且提出发展各种“中心”及数码港中药港等，以强化香港地位。

惟自我革新渐失劲力，因为回归后政经环境有变，使大时代官僚视野不足的弱点尽露。有说若非出现一场亚洲金融风暴，香港也许脱胎换骨，但不少改革生不逢时，失色收场。自此官员们似“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且政府班子及政务官应对危机的能力日受怀疑。传统公务员多拙于市场经营认知，主要依赖规管及派钱手段。

他指，日常性施政检讨及改进一直持续，现届政府也不例外。历任特首均强调政府推动经济与民生的角色，两场金融风暴之后调整了对振兴市场包括支援中小企的政策，逐步走向有为政府。

直至2019年动乱的转捩点，按一些经济表现及民生指标包括医卫、教育、就业率、公共交通、基建质素、城市安全等，香港均位世界前列，不过，繁荣背后，贫富差距不减反涨，城市发展容量不足，经济结构狭窄却转型乏力，市民普遍并不快乐。

政制与国教问题处理不好　终造成2019年悲剧

他认为，此乃港式资本主义急需解决的体制缺陷，回归前的财经设想回应不了新世纪全球化及区域竞争加剧的冲击，更遑论科技革命及数字经济带来的新挑战。有指回归后停滞不前皆因公务员懒政，此乃狭视之见，官僚主义乃普世通病。他认为，因政制问题及国民教育处理不好，让身份政治极端化，议会失效，官员动辄得咎，政策改革滞后，且邻避心态日重。普选之争耗尽社会精力，泛政治化下流于空转，长远规划改革备受忽视，最后分离主义擡头，造成2019年的悲剧。

乱后香港面对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压力更大。国际上尤其西方感到香港倒退、自由受限，部分港人及外资失去信心。经济不好，自难政通人和。香港原有的中西“中介”角色受地缘政治恶化所削弱，但中央仍期望香港维持其独特性及国际化，要能内地城市所不能，故应灵活运用“中国香港”身份，致力国际循环，抓大放小，避免教条，勇拓空间，透过新经济动能再造中介作用（re-intermediation）。

官员与商界要解放思想　重拾“Can do”精神

从中央看，香港进入“ 爱国者治港” 新时期，但如何在“一国两制”下既重国安也倡自由开放，既爱国也拥抱世界，在在考验特区制度韧力及政府治理艺术。官员和工商专业皆须解放思想，重拾“Can do”（搞掂）精神，肯闯敢试，并忌浮夸，不走入政治正确窄巷。

乱后急需弥补裂痕、重建信任。目前社会上公然反政府的行为不见了，但仍有怀疑官方、抵制或躺平的情绪，若皆视作软对抗而未好好疏导，徒添对政府的疏离，改革会事倍功半。

香港改革，关乎在新时代好好做回自己的战略地位，走出政经桎梏，更要做到“国家所需，香港所长”，配合深化改革。应以大湾区为平台，充实强项，补充不足，既巩固及提升金融、专业、空海运及高质物流， 也锐意发展创科、教育及其他增值领域，包括社会管理及文化，打进世界。三中全会提出打造“开放”高地和“国际高端人才聚集”高地，正是香港可发挥优势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