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港摄记花七年拍摄露宿者　高仲明感情投射、放逐自我

香港摄影师高仲明在“光影作坊”举行《放逐》摄影展览，从他拍摄的露宿者系列中，拣选了其中三位：雄叔、阿Sing及犀利哥的照片展出。
露宿者系列是高仲明的一个长期拍摄计划，以年为单位，拍摄露宿的生活。大众对于露宿者通常有着不好的印象，觉得肮脏、吸毒、难以沟通，“他们各自有不同的原因，但造成了他们选择放逐自己”。
高仲明因为生活上的压力，将拍摄露宿者视为一个喘息的空间，踏足愈深，也是另一种的自我放逐。
摄影：高仲明（受访者提供），周颖瑶、苏炜然（访问部分）
撰文：苏炜然

在后巷之中找树窿

2014年，高仲明因工作去到旺角联运街后面的“屎忽行”，在那里认识了雄叔。露宿者活在社会边缘，突显城巿阴暗面，对于纪实摄影师来说甚具吸引力，高仲明自此开始拍摄露宿者。那时候高仲明因工作压力、家庭压力，有意无意将这条后巷视为情绪的避风塘，跟雄叔谈话、用相机拍摄后巷生活，成为了他的“救赎”。

后来雄叔过身，高仲明为帮他处理后事，找到他的前妻及3位子女。雄叔过去吸毒、烂滚、烂赌，绝不是好丈夫、好爸爸，终于与妻儿决裂，被妻儿憎恨；然而雄叔的子女从高仲明拍摄的照片中，重新认识雄叔，并对高仲明说：“我原谅他了。”

然而雄叔的离去，却令高仲明崩溃：“其实不关他（雄叔）事。我自己情绪不好，可能我把他当做树窿（倾诉对象），我失去了树窿于是便崩溃。”高仲明得了躁郁症，情绪大起大落，每日需要进食数十粒精神科药物去控制。

感情投射在露宿者身上

高仲明之后又拍摄了几位露宿者，阿Sing是其中拍摄时间最长的一位，前后超过了3年。“那时是我情绪病最差最差的时候。我经常找他，我亦经常幻想自己会变成他一样。所以我好想帮助他。”高仲明坦言自己可能出于私心：“我幻想会变成他，如果他变好的话，等于我也能够变好。”

阿Sing染有毒瘾，高仲明劝他戒毒，回家乡尼泊尔寻找亲人。另一方向，高仲明因情绪问题酗酒，阿Sing反而叫他戒酒。每一次阿Sing吸毒，高仲明总想靠近拍摄不同角度，阿Sing劝他不要走太近，指吸入毒品对高仲明身体有害。“他懂得关心我。我代入了他，完全投入了他的世界。”高仲明说。

阿Sing戒毒后过新生活　不想再见面

拍摄期间阿Sing先后两次因吸毒被判入戒毒所，高仲明一直给予支援，到阿Sing第二次离开戒毒所，高仲明近乎神经质地找社工、找NGO，要防止阿Sing重投毒海。“进入戒毒所是一定可以戒断毒瘾，因为那里是完全（跟毒品）隔绝。但离开戒毒所之后，很容易再次接触。有了第一次经验，我知道短时间内绝不可以让他回到街上，不可以再见那些人（让阿Sing接触毒品的人）。”终于找了到一个尼泊尔NGO协助，阿Sing展开了新生活。

到2019年圣诞节，高仲明忽发奇想，想找久未见面的阿Sing叙旧，却被拒绝了。社工传达，原来阿Sing觉得人生中最坏的时间都是与高仲明一起度过，不想见面，不想再想起旧事。高仲明当时又悲又怒，几乎哭了出来：“我这么帮你，你却这样对我？”他从油麻地信步走到尖沙咀，过程中想通了：阿Sing未能完全放低旧生活，害怕面对是人之常情。到将来他真正放低了，再一起畅饮谈天也不迟。

消失了的惨白世界

除了展览中的3位，高仲明也拍摄过其他露宿者，包括越南船民光哥。“我当时病到最癫的地步，为甚么我会把相片拍到如此光猛惨白？是因为我以为自己真的见到这样的景象。我完全把他当做树窿，我也幻想自己会变成他一样。我康复之后不敢见他，完全不再理会他的死活。”高仲明就像阿Sing不想见他一样，不想见光哥，不想再受情绪病困扰，也因此觉得自己对光哥有所亏欠。

直到有其他人想访问光哥，找他搭路，高仲明才不得不再次回到光哥居住的天台。后来高仲明协助光哥“上楼”，“为他付出少少，作为一点补偿似的。”然而光哥上楼一个星期便回到天台，高仲明再次到天台找光哥询问原因，光哥回答说不习惯，还叫高仲明不用再帮他，称会一直在天台居住。“我松了一口气。”高仲明说：“我不敢？我不知道，总之我不想，不想在展览中包含光哥的照片。”

心态转变却受隔阂所阻

展览中最后一位露宿者是犀利哥，拍摄时高仲明的躁郁症已康复，“再没有要找树窿的感觉。”拍摄动机更多是由于高仲明对露宿者变得熟悉，有一种想要记录他们，展示他们真实状况的“责任感”。然而心态的转变也影响了照片，“同样拍摄很久，也有约3年，但最初2年拍得并不好。我不敢再用以前的拍摄方法，我和他（犀利哥）隔着距离，不似跟雄叔、阿Sing那样密切。我们之间有些隔阂，他也感受到。”

有一日，高仲明接到电话，却是医院告知犀利哥因病入院，并发现了末期癌症，他在联络人一栏填上了高仲明的名字和电话。“我好惊，我好害怕拍摄期间他像雄叔一样病逝，会令我大受打击，再次引爆情绪，那个状态太辛苦了。”但高仲明终究还是赶到医院，也提出暂停拍摄，口里说避免妨碍犀利哥治疗，心底也是害怕旧事重演，引爆自己的情绪病。犀利哥却认为不好，希望高仲明继续拍摄，甚至想一直拍到自己死为止。犀利哥意志坚决，高仲明也答应继续拍摄。

摄者与被摄者　也是人与人相处

经过这件事，高仲明和犀利哥的关系却拉近了。犀利哥开始向高仲明透露心事，出院后更邀请高仲明陪他到香港仔散步。“他露宿之前住在香港仔，现在家人仍住在香港仔。他从来没有回去，虽然他口里说不怕回去、不怕再次见到家人，但真心不怕的话，又怎会二十几年从不踏足？他想我陪他回到一直不敢去的地方，那一刻我就知道我们真正成为了朋友。”

此后高仲明自觉拍摄的照片亦愈来愈好。“Long-term projects（长期拍摄计划）就是这般乞人憎。你要不把整个人情绪投入其中，就是拖长时间慢慢建立关系，才会见到他（被摄者）的真实一面，相片才会好看。”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不同性格会展露出不同的细节。我觉得这些细节令照片变得丰富，能够令受众知道这个人或事，有更清楚的理解。当然这（拍摄这些细节）令我更花时间更花心力，但我又觉得好玩，我愿意去做。”

露宿者与拍摄者的自我放逐

展览的名称叫做《放逐》，是高仲明之妻想出来的，高仲明觉得十分适合。每一位露宿者背后的故事各不相同，可能是吸毒、欠债、又或者纯粹自己想要这样过活，那是一种自我放逐，脱离了大众所理解的“正常生活”。而高仲明作为拍摄者，受情绪影响走进去露宿者的世界，将自己投射在被摄者身上，当时的状态，也是另一种的自我放逐。

“拍摄雄叔和阿Sing的时候，我投入了很强烈的情绪，他们又传达出他们的情绪，互相撞击。所以我自己觉得他们的照片比较好看。犀利哥的照片则理性得多，当时我个人清醒得多。”三位露宿者的照片，反映出高仲明的心路历程。他在这些年来遇上了不同的人，跟他们相处，有陷于低潮的日子，有软弱的时候，有感动的瞬间，“各方面都变得更成熟。无论是对于我自己，还是对于摄影。”

离开舒适区　还原现实场景布置展览

这一次展览分为三个部分，高仲明仿照雄叔、阿Sing及犀利哥的生活环境搭建装置，利用电视机或投映机播放照片。“我想还原现场，让人看到他们的真实情况、住宿环境。”

雄叔住在纸皮和木板搭成的小屋，高仲明就走到深水埗搜集物资，搭出小屋作为展览装置，里面放着电视机播放照片。“你要垫着纸皮坐在地上观看。我觉得大众经常以一个居高临下的角度去观看他们（露宿者），我希望观众参观时要配合他们的位置（处于相同高度）。”小屋旁边也摆放着雄叔生前会用到的清洁用品，“他（雄叔）在生时，他的后巷很干净。反而是我很不整洁，很邋遢。”

阿Sing以前住在蚊帐里，高仲明也找来蚊帐，用卡板垫高，说可以减少蛇虫鼠蚁；天花悬挂着投映机，将照片投映在发黄的床褥上。“你要走过来，行到好近。好多人，或者大部分人都好怕他们（露宿者），觉得肮脏，怀疑会有木蚤等等。但你要观看我这个展览，一定要走到好近。”床褥上摆放着VCD和色情刊物（道具），是阿Sing捡垃圾时捡回来消遣用的，地上则有几捆电线“他（阿Sing）捡电器和电线，里面铜线值钱。这样一捆，够他一日的毒品钱。他吸得很‘节俭’。”

至于犀利哥的照片，则利用折台上电视机播放，台面还有一盘国际象棋、老花眼镜和咖啡。“他很好，再穷也不会问我借。只有一次，他说想继续看书、看电话，想看得清楚却没有眼镜。于是我便送了一副给他。他棋艺很好，又喜欢饮咖啡和看电影，这些事情并非如某高官所言，只有中产才能享受。”访谈期间，布展同事出门抽烟，高仲明连忙捧着作为装置布置之一的烟灰缸追上去，说：“帮我弄点烟灰进去。”

“搭建雄叔的小屋时我很开心，因为我和雄叔的感情真的很深。我是个老套的人，以前没有想过这样布置，原来我也可以做到不一样的事情。”高仲明说：“我想用露宿者系列，成为人生，或者摄影上的一个小总结。”他未来将会转换新的环境，作出新的发展。

后记：

高仲明 与 Eugene Smith
撰文：周颖瑶

高仲明当然不是Eugene Smith，笔者相信高先生也不会觉得自己可以与Eugene Smith相比；只是当笔者早前观看以Eugene Smith拍摄水俣市经历作为蓝图的电影《毒水曝光（Minamata）》时，不时会想起高仲明。

Eugene Smith以曾为《LIFE》杂志拍摄了多个充满人文关怀而震撼人心的图片故事闻名，电影开头亦没有逃避Eugene Smith自拍摄二战后的后遗：酗酒、失眠、噩梦连连，在遇上水俣病这课题前久久未能再出远门拍摄。明显地，那一刻的Eugene Smith情绪不会是好，毕竟他经历过的是难以言清的残酷，从生活上的，从事业路上的。也许每一位花时间跟进一件事或是一个人物故事的传媒工作者，总因人世间的各种悲苦，免不了碰上一刻甚至一段时间的沮丧期，摄影记者当然也不例外。

笔者第一次读到雄叔的故事，已经是在雄叔身后，当时高仲明为雄叔拍摄的图片故事得到了《前线‧焦点2015》图片故事组的冠军，故事拍摄到最后是雄叔的离世，由高仲明发现、召黑车、找着雄叔的家人办后事，为被访者送终究竟是什么样的失落？实在难以想像。那是笔者在书本读到著名相片《饥饿的苏丹》的故事以后，又一次触动了有关“距离感”的反思。

摄影师也是人，介入不介入被摄者处境的讨论总是长青，笔者总觉得高仲明并没有想太多，在拍摄者以外他就也是个人，或者是个太忘我的人－－不是Ecstasy，是losing self。当Robert Capa 在说 “if your pictures aren’t good enough, you’re not close enough” 的时候，高仲明甚至与他的被摄者成为了如此的伙伴，亲近如斯，却也因生活的不如意与眼前的苦涩夹击，他在某个时候不见了些东西。

缘份使然，在高仲明口中说起他最低潮的时间，笔者有幸与他共事过，直到他决定要转换他的生活重心。都是从事影像的人，多少从他的作品看得出他情绪的起落，所以能够看到他拍摄犀利哥的作品时，虽然那并非轻松愉快的故事，犀利哥也是厄运重重的，但看得到画面对比从前添了一丝丝的豁达，或是成熟，如果豁达是一种成熟。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能够消化多一点，想也是会健康一点吧。

结果，笔者撰此后记的进度不是太顺畅，想必是距离感作祟－－高仲明多年来拍摄的无家者系列，当然是本地记录贫苦相当重要的作品；作为前同事及认识多年的行业后辈，他作为人与摄影师的转变，也是让人在乎的一个故事。放逐以后，来到此里程碑，祝愿他的无家者摄影企划能更宏大地发展下去，新生活一切顺利。

高仲明个展《放逐》展览详情：

日期：2021年5月8日至5月30日
时间：上午11时至下午1时；下午2时至6时（逢星期一及公众假期休息）
地点：光影作坊｜石硖尾白田街30号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二楼二室
预约参观：https://form.jotform.com/2111503889724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