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鸟史话：带住《东方红》去威尼斯－郭达年专访
1984年9月，中英联合声明在于北京草签；同样在1984年9月，日后公认为香港独立音乐先锋的地下乐队“黑鸟”自资出版了他们的首盒卡式带《东方红/给九七代》。然后，黑鸟乐队的灵魂人物郭达年带著《东方红/给九七代》这盒新鲜出炉的卡带，联同“民众”的莫昭如以及冯敏儿远赴意大利威尼斯，参加由无政府主义者组织所举办的研讨会，展开了郭达年一段难能可贵、对他极具启发性意义的旅程，影响著日后黑鸟的创作与音乐方针。
而84年郭达年等人的威尼斯文化交流之行，便被制作成十六米厘电影纪录片《黑鸟：A Living Song》，影片曾在1986年于那些年的“摇滚圣地”高山剧场放映。相隔31年后，香港真实影像协会策划的《香港纪录片回顾专题》，在5月14日会让《黑鸟》这出影片于香港兆基创意书院重现。
威尼斯的交流体验
郭达年等人得以远赴威尼斯出席研讨会，是应当地的主办组织所邀请。然而在1984年，仍是远在互联网与社交网络出现的时代，到底他们是如何跟外国作交流呢？威尼斯方面又如何认识远在香港的一群？
“在黑鸟与民众这班人形式乐队与剧场之前，我们都是活跃的激动分子、思潮前锋，在湾仔洛克道的一家书局订了很多外国的杂志，跟外国团体有联络，甚至为他们做翻译。书局已是一个香港的单位，他们知道香港有这一众人，大家已建立了网络。当威尼斯组织要举办这个活动时，便问我们有没有兴趣参与，不过是要自费过来，但来到会安排住宿，我们的反应是“来来来！”相当之兴奋，毕竟从没有经历过。”
1984年，80年代香港乐队热潮尚未爆发，但一切在“地下”圈子已蠢蠢欲动。当年夏天，郭达年为蝉(乐队成员包括著名乐评人冯礼慈)监制了《大路上》专辑，也灌录了黑鸟的《东方红/给九七代》卡带。而郭达年便带著《东方红/给九七代》这盒卡带作品去参加这个威尼斯活动。
“忘记是去了威尼斯两星期还是十日，白天出席论坛，晚上看live gig。活动不独只有音乐，还有文化、政治、社会的交流，让彼此作出连系。我们说我们在香港做的东西、说我们怎样看中国的状况，带著我们的卡带去，也看他们的乐队演出，听威尼斯大学教授谈他怎样看世界，让我学习到欧洲如何看全球环境，当时全球化的意念在80年代尚未出现，所以对我有很大的冲击与启发。”威尼斯交流活动之后，莫昭如和冯敏儿便返回香港，而郭达年带著结他去欧洲流浪了三个月，四处busking演出，直到84年底才返港。
《黑鸟：A Living Song》是他们这次威尼斯旅程的纪录片，由冯敏儿带著一部借回来的摄影机与别人舍弃的菲林片拍摄。摄于1984年，但到1986年才公映，因为郭达年要花了整个1985年夏天在观塘“综合电影冲片厂”作剪接，而影片的导演一栏是写著“没有导演”。
“拍摄了回来，我要构思怎样去组织一个故事。我们不是有了剧本才去拍，而是拍了片，才去想怎样作装配。我在冲片厂的大卷剪片机前，慢慢去组织一个故事，过程其实是很有创意的，就像做一个影像上的mixtape。”而《黑鸟：A Living Song》里，也有纪录到黑鸟与民众剧场在观塘码头附近所举行的街头剧。
启发性的旅程
远赴威尼斯的交流再踏足欧洲，造就了郭达年一次极具启发性的旅程。
“在威尼斯认识与学习到欧洲玩音乐的态度，如他们找来一部二手影印机，自己钉装，然后便可以出版fanzine，再拿到live gig发售，这是很minimal但很真实的生态。这引发了我后来出版《黑鸟通讯》。”
“我取得的意念，是可持续发展及全球化，印象中我是第一个人在《号外》写过可持续发展的音乐文化。甚么是可持续发展的音乐文化？当然不是现的做法。当时仍未有甚么全球化的说法，我们所讲的是‘国际串连’。1984年在威尼斯令我联系到很多国家的朋友。我们订了很多外国punk乐队的作品在香港发行，而我们的作品又交给他们发售；又如80年代英国搞反麦当劳行动，我们把其印刷品在香港派发，这种联合行动，是后来全球化的种籽。”
从前要做到“国际串连”，那时不但没有互联网，连传真机也未普及，长途电话又相当昂贵。他们的一切往来，全是靠邮寄书信。
“这是很人性化的时代，是具体地手写书信，打字机也不用。透过一个人书写的书法，可以看到人性，影响到你和他所建立的关系。即使他是punk仔，但却很用心去手写一封信，细说他的事情，是非常实在的交往。我在当年认识到来自punk scene的人，现在很多都像我一样拒绝用Facebook及Twitter。”
《宣言》的诞生
这次的欧洲之行，接触到一众欧洲的地下punk乐队(不是那些明星级punk rock名团)，也影响到黑鸟创作出他们的奠定性卡带专辑《宣言》。
“84年《东方红/给九七代》时期，我们没有punk的元素，但到了《宣言》时加入了狂是汉(黑鸟的另一主唱)，因为听到人们可以这样玩音乐，于是叫狂是汉尝试用广东话去演绎，要感性地、很硬地、歇斯底里地带出，从而用punk的感染力创作出〈核尘灰〉，因为那时大亚湾要建核电厂。”当年《宣言》的卡带因为得到水晶唱片发行，而令到黑鸟在台湾地下音乐圈建立起网络，他们的感染力亦流传到台湾。“后来来自台湾朋克先锋乐团Double X的歌手Sissey(赵一豪)听了《宣言》的〈核尘灰〉，便想做这样的歌曲，于是通过唱片公司邀请黑鸟为他写歌，指明要这种风格。”
在我心目中，《东方红/给九七代》只是黑鸟的EP来(卡带两面划分成中文歌与英文歌部分——其中有三首歌是分别灌录成中英文版)。经历过威尼斯与欧洲之行，到了1986年出版的《宣言》和1987年出版的《活此一生》这两套卡带，才见证到黑鸟创作专辑的野心，建立出犹如概念专辑的形式，以及展示出郭达年等人在这几年间的强大创造力(后者更是一套双卡带来)。
“《宣言》是我非常之喜欢的作品。之前，我所接触到是很主流的音乐，由Bob Dylan、Neil Young走下来的脉络，比较斯文，没想过很地下、很hardcore的东西。经过欧洲之行，看了很多现场演出，其中认识到英国乐队Crass(一队地下anarcho-punk / art punk乐团)对我影响最深，他们的有著很强烈地对生存环境的捍卫与自由精神，其音乐亦很有戏剧性，时而温柔，时而激进，然后来一段新闻，再来一声爆炸。所以在《宣言》里便有些新闻、有些怪声的剪接，我们亦一时民歌、一时punk，活像个mixtape。”
继续默默耕耘
黑鸟经过1999年的最后巡演，乐队已随著鼓手Peter Suart(他也是“盒子”的创团成员)返回英国而解散。近年郭达年再次活跃起来，以个人名义演出。“大家因为黑鸟而认识我，所以我还是要挂著黑鸟的名字。”
现年62岁的郭达年，今年有多个音乐计划正在进行中。继去年出版“六四”27周年纪念合辑《九歌：陆.肆.贰零壹陆》后，今年会再出版28周年合辑，而且会继续年度出版：“《九歌》的封套，可以放到四张CD的。我想让六四的议题延续下去。”今年六四，郭达年亦会应台湾的邀请，举行一场六四纪念音乐会；而他亦正在制作一本纪念已故“亚洲鼓王”、香港传奇性摇滚乐队Ramband及Chyna主将Donald Ashley“唐龙”(1956 - 2014)的书；在9、10月，郭达年便会出版他的首张个人专辑：“今次会以钢琴/贝斯/鼓的jazz trio出来，找来我的老朋友专业乐手参与，如鼓手Johnny "Boy" Abraham，他也参与过《宣言》的灌录。”到年尾，他还会办一个书展。
“现在，我是要一手拉著昔日前辈，另一只手接触著现在的年轻人。”这位我甚尊敬的音乐前辈，如今仍为香港的音乐文化继续默默耕耘，他对新一代朋友所作出的种种分享，是要通过艺术与文化，来告诉大家他们是怎样走过来。“何解现在的年轻人对那个时代甚有兴趣？其实经过2014年雨伞运动，看到年轻人有很大的反弹但却抑压得很厉害的处境，他们需要养分，但这个养分不是凭空去看一本书便行，而是要有前文后理去理解。香港是怎样出来，70年代大陆的变化如何影响到80年代香港的措施，然后是89民运，一直十年十年的叠上去。无论是音乐也好、电影也好、文学也好，都要有一个完整的内容与timeline，我现在做的耕耘，就是去完整地重现这些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