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厦,永远触不到的娱乐牌
对于本地著名独立音乐表演场地Hidden Agenda(下称:HA)的负责人许仲和来说,面对食环署职员的巡查,他绝不感到陌生。然而,在3月7日(星期二)晚,当来自加拿大的乐队Braids表演时,数名食环署及地政总署的职员突然在观众群中穿上制服“放蛇”突击搜证,场外更出现一群警察戒备,也实属罕见。
第四代的HA于去年12月开业,但短短三个月经已被食环署的职员盯上,更罕有地派“Intelligence Unit”部门购买预售票入场,安排大军涌上,全因HA缺了那一张《公众娱乐场所牌照》(下称:娱乐牌)。一个连黎明与Yoshiki开音乐会也申请失败的娱乐牌,到底是甚么?
不属于音乐场地的娱乐牌
HA开业至今八年,由观塘财利工厂大厦的一个小单位开始,每年为本地及世界各地的独立音乐人或乐队筹划过百场演出,是香港重要的独立音乐文化标记。然而,因为政府的工厦政策,HA经历了四次搬迁。除了第一代HA因为租的场地在“活化工厦”政策下被财团收购,第二三代也是因为违例于工厦经营演出场地,业主备受被“钉契”的压力,令HA需要搬迁。
根据《公众娱乐场所条例》,任何场地举办“娱乐节目”,如音乐会、电影放映会、展览、戏剧演出及跳舞派对等,无论收取入场费与否,都需要申请《公众娱乐场所牌照》或一次性的《临时公众娱乐场所牌照》(下称:临时娱乐牌)。
现时,除了戏院与剧院之外,全香港只有135个场地拥有娱乐牌。经扭耳仔记者的分类统计后,以音乐展演作卖点的Livehouse只有3间拥有娱乐牌,包括铜锣湾HMV café、中环Hard Rock Café Hong Kong,以及前身为呼吸冰室的美荷楼生活馆。其余获发牌照的场所有80个是冒险乐园、真开心乐园等游乐场;36个属大型展览场地、社区会堂及学校;至于大型表演场地,如麦花臣场馆及赛马会综艺馆等则占8个。
整个发牌过程涉及的政府部门众多,包括消防署、地政总署、屋宇署、规划署等等。只要有任何一方提出反对理由,牌照亦不获审批。有业界人士指,申请娱乐牌所花费的人力及财力不少,而且不一定会成功。 即使牌照获批发,亦可能需要遵守食环署的附带条件,如入场人数及开放时间,变相削弱了Livehouse举办活动的灵活性。久而久之,亦降低了业界申请娱乐牌的意欲。
工厦原罪 望牌莫及
基于租金考虑,HA八年来一直游走于band房的集中地:观塘与牛头角区工厦。负责人许仲和日前于HA的Facebook专页上提过:“HA一直而来为了可以合法经营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亦表示地契的问题使HA“根本无路可行”。因为大厦地契列明HA所在的工厦并不容许作任何“非工业用途”。
Hidden Agenda 一直而来为了可以合法经营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2016年,时任发展局局长陈茂波在立法会中表示,在工厦进行涉及公众人流的商业活动,如经营娱乐及康乐场所,在消防安全的角度上是不能接受的。消防处的理据是,当工厦发生工业意外时,一般访客(特别是儿童、长者或行动不便的人士),未必知道工厦的潜在危险,亦未必懂得如何逃生。因此,政府要严格监控工厦内的公众人流。
HA要名正言顺在工厦经营娱乐场所,最直接的方法是更改地契 。可是,业主要先获整幢工业大厦全部业主同意放弃土地的工业用途,然后再付费改装成其他用途。即使大厦有业主立案法团,要获百分百的业主愿意为了一间livehouse的经营权,而放弃自己原本的土地用途,也可算是天方夜谭。
另外,更改地契后也不代表能够成功申请娱乐牌。许仲和指出食环署可以要求场地进行昂贵或难以应付的改善工程,以达到署方的标准。例如署方现在要求第四代HA加设“缓冲楼层”及按预计入场人次兴建大量洗手间等。许仲和表示以现在HA的平面图来说,是不可能做得到的要求。
而且,在租约完结后,业主亦有权不再跟HA续约。最后,即使HA帮业主花了过百万元拿了一个娱乐牌,几年后完约又要再觅场地,又要再为同一个牌照而苦恼。这场冒险,值得吗?
孤注一掷 申请不反对通知书
不想冒险,立法会议员姚松炎建议HA的负责人可以到分区地政处申请短期的“不反对通知书”(No Objection Letter),作特殊豁免。此通知书由地政总署的高级测量师衡量单位能否只作轻微改动,就获得豁免。在无需更改地契的情况下,作非工业用途。
可是,申请豁免不代表是一个较容易的方法。地政测量师的评核准则不会公开,因为地政总署作为行政机关之一,需要维护政府作为“私人大业主”的权益,不需要公开、公平、公正。立法会及公众在许多问题上也无权过问,包括在地契上加入哪些条款、违反地契是否追究、豁免准则等等。
除了地政总署的作业标准欠缺透明度之外,有资深大律师指,豁免制度容易引致角色冲突。由于工厦与商厦的租金相差不少,若然政府准许某部分工厦做娱乐场所,或会引起租用商厦或商场的戏院及剧院不满。这种利益关系的斗争随时左右HA的命运。
政府部门各自为政 懒理工厦新生态
一个娱乐牌照所牵涉的部门众多,结果各个部门都互相推卸责任。姚松炎指政府有责任推动政策协助HA这类文化团体在安全的情况下,有效地使用工厦单位。可是,食环署坚持只执法发牌、地政总署只管地契、规划署只管城市设计、消防署只管安全。没有一个部门有能力有决心去改变规例,迎合工厦的新生态。
食环处到HA搜证的那夜,男职员向负责人许仲和说:“唔希望你哋再经营落去”,令许仲和情绪激动,直接质问男职员:“地政唔俾你(食环署)发牌,点解你唔去揾地政?”、“你明知道工厦唔搞得show,点解你唔系去解决,而只系阻拦?”
地政唔俾你(食环署)发牌,点解你唔去揾地政?
虽然一开始警察、食环与地政职员像大军压境般来势汹汹,但最后也没有那个部门肯肩负处理问题核心的责任,过了半小时也就一个一个慢慢撤离,只剩下一位为了拿到许仲和的身份证资料登记的食环男职员,面对质问,除了抛下“口头警告”,脸上一副“好想走”的样子,还悔气地说了一句:“我都话呢个唔系我地部门嘅责任啰。”
虽然最后这位被遗下的食环署男职员看来孤立无援怪可怜的,但每个在工厦里偷生的音乐人、文化人、艺术家,又何尝不是被政府及社会长期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