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中南海智囊：习近平座谈会“十四五”规划的五点建议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都受到了极大冲击，生产停滞，消费下降，经济停摆。虽然随着有序复工复产，中国经济有所回升，但仍充满很大的不确定性。值此之际，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提出，也被赋予了一层“绝地求生”的意味。围绕中国经济，香港01记者日前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陆铭受邀参加了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且为其中最年轻的经济学家，主要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学、城乡和区域发展以及社会经济学，著有《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劳动经济学──当代经济体制的视角》等。

香港01：您一直比较关注城乡和区域发展，此次座谈会上，就此提出了哪些政策建议？

陆铭：首先我认为需要把中国城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点出来，我这次的发言中讲到一些数字，第一，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相对于发达国家低10%，尤其是发达国家处在与中国目前相同的历史阶段时；第二，中国的大城市和围绕大城市建设的都市圈规模是偏小的，中国城市发展受到人口管制、建设用地供应制度等方面约束，大城市发展和都市圈发展是不充分的；第三，中国的市民化进程，由于众所周知的一些制度因素和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问题，城市常住人口有三分之是不拥有本地户籍的，在一些超大城市，存在大量长期居住人口，有些在当地居住超过5年甚至10年的人还没有获得本地户籍，这些都是我认为需要改革解决的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我提了一些建议。第一，要加大力度建设都市圈，把大城市往都市圈方向发展，提高它的经济增长作用。要强化都市圈的增长极作用。在城市群发展进程中，根据规模和功能定位差异，围绕中心城市建设半径30至80公里不等的都市圈，以轨道交通连接起都市圈内的中心城市和周边中小城市，强化其增长极作用。

第二，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当前中国的制度改革已经基本全面放开了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下城市。我建议“十四五”期间，能够加快城区人口500万以上这些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而其中的重点就是已经长期稳定居住和就业的这部分外来人口，不管他们教育水平是大学生还是初中生甚至是小学生，如果在这个城市已经长期居住到10年以上的话，这些人是很稳定的。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质是推动市民化进程，让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三，土地制度改革。特别是要加大人口流入地的建设用地的供应，在人口流出地适当的做减量规划，有些闲置的建设用地和农村宅基地可以复耕成农业用地，把相应的建设用地指标跨地区的进行流转。

第四，加大教育投资和改革。与OECD国家相比，中国目前人均受教育水平少三年左右。所以我这次建议在“十四五”期间就推进十二年义务教育。重点是农村户籍人口，因为目前城市地区的孩子基本都要上高中，但农村地区的孩子，特别是大量留守儿童，需要通过十二年教育的普及，提高人口素质和教育水平。

第五，优化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供给。在人口持续流入的大城市和都市圈，会出现高房价、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要优化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数量、质量和结构。相关投资既可拉动经济增长，又可拥有可持续的回报，还可以缓解城市病，减少外来人口市民化压力，实现经济增长、生活宜居和社会和谐三个目标的共赢。

香港01：您提到人口和城市化的问题，中国现在也面临着人口红利逐渐减少，老年化社会到来的切实压力，在这方面“十四五”规划如何着力？

陆铭：如果单纯从人口角度来讲的话，我猜测应该很快会取消计划生育，实行自主生育。但是我想讲一个观点，不能再指望生育来解决问题，尤其是放开二胎以后，除了放开二胎的当年，出生人口出现一定增长，后续政策效果就在一年到两年时间内就消退了。中国目前还出现生育率下降的问题，所以可以预期，我们的生育率如果再想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非常困难。

在我所关注的领域，通过两个举措可以延缓老龄化产生的问题。第一，更加充分地利用劳动力资源，当劳动力从农村进入城市，从小城市进入大城市，其实同样的劳动力焕发出的生产力是不一样的。这样一来，哪怕劳动力数量增长慢甚至劳动增长率为负，只要劳动力在更有生产力的地区和部门，整个人口红利就可以被延长。

第二是刚刚提到的人口素质。如果平均的劳动生产率能够提高，那么人口红利就可以通过质量的提升来延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除了我前面讲到的地区和城乡之间的配置效应以外，第二个是教育和健康，这是我提到推进十二年义务教育的原因。至于其他方案，比如推迟退休年龄，现在已经在做。事实上，中国劳动力退休年龄相对于预期寿命来讲太低了，中国现在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7岁，一线城市等发达的地区甚至可以达到83岁，而法定退休年龄还在50至60岁的水平。

另外，近几年政策一直高度关注养老产业的发展，为老年人口提供更好的生活和健康服务。所以我认为应对老龄社会的来临应该是多管齐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