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评论】刘鹤再提阵痛不寻常　经济麻醉不能代替制度改革

2019年三季度中国经济改革的正在经历“阵痛”，之前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的“强心针”和“麻醉剂”都正在失效。于是，再来一针“强心针”，实施降息、扩表的确保经济稳定的呼声再次响起。然而，就在10月19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2019世界VR（虚拟现实）产业大会上，却对当下中国经济形势进行了另一番解读。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调整和再平衡，面临经济增速换档、结构调整阵痛、前期刺激政策消化的“三期叠加”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正在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更加注重内需与外需、消费与投资的平衡，更加注重创新驱动发展，推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中国有信心有能力确保实现宏观经济既定目标。

相比面对于经济下滑的恐慌与紧张，刘鹤，这个中国改革的实际操刀人之一，似乎仅仅是将其作为改革必须经历的阵痛。在实际改革中一手是手术刀，一手是“麻醉剂”和“强心针”已经成为了中共的不二选择。

土地财政停摆　改革已经“短兵相接”

在刚刚公布的中国前三季度经济数据中显示，在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剔除”金融地产中的经济“毒瘤”，进行经济结构改革的情况下，经济刺激的“麻醉剂”和“强心针”却正在逐渐失去效果。忍耐必要的疼痛，正在成为对中共政策定力的考验，甚至就连“阵痛”本身也正在成为改革的催产剂。

2019年三季度中国GDP实际增速仅有6.0%，较二季度再次下滑0.2个百分点，已经创出1992年中国实施GDP季度核算以来的历史新低。9月份，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经是第3个月连续回落，其中制造业继续下滑，房地产投资增速与上月持平，基建增速略反弹但仍低迷。中国政府从2018年下半年以来实施的一系列十数万亿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4美元）的经济刺激政策，没有从根本上激发起中国经济的活力，就如同一针针“强心剂”一样，仅起到了遏制经济加速下滑的效果。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政府严守“房住不炒”原则，提出“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工具”的情况下，中国地产业的融资渠道正在全面收紧，剔除基数效应后，9月中国住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了2.6%。9月一线城市销售同比下降21.7%。1月至9月的土地购置面积呈现负增长，累计同比下降了20.2%。9月份的土地溢价率为8.0%，较上月下滑2.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下滑。

如果说习近平在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上再提“房住不炒”时，仅仅是改革与房地产、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一种对峙和警告。那么，现在已经是“短兵相接”。2019年1月至8月中国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已经出现大幅下降，再配合以减税降费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措施，中国11个省份的财政收入同比增长已经转为负值。

继2018年中国实施“金融严管”，以银行表外运行为主的金融投机机制被终结后，2019年以土地财政为核心的地方政府运营机制实际上也已经停摆。

按照中国政府的说法是，政府部门要过“紧日子”要较快改革“简政放权”，而实际上是，在废除土地财政之后，地方政府失去了推动经济发展的牟利机制。原先，只要来动基建投资、搞好房地产开发，通过出售土地就能轻易获得的暴利，被今后的长期运营收益所取代。这种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模式，很难调动任期只有3到5年中国地方官僚的积极性。

尽管从2019年年初中国政府就推出了规模近4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以期弥补地方政府的财政漏洞，来动基建投资，但是，这笔钱显然不足以弥补土地财政的亏空，更没有激发起中国地方官僚的兴趣。1月至9月，中国基础设施（含水电燃气）投资同比增长3.4%，较前8个月仅回升0.2个百分点。

经济“麻醉剂”正在失效

一方面是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在大幅增加，而另一方面财政对于基建投资的拉动却十分有限。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地方政府的懒政与无所适从在应对中央政府提出的各项改革中，也往往出现“雷声大雨点小”的情况。尽管，目前中共出台了一系列自贸区、经济区域建设，以及雄安新区建设等规划，但是，真正落实开始投资建设的却不多，即使开工进度也十分缓慢。

整个情形就如同2017年至2018年初对银行业进行“整肃”时的情况一样。银行的普遍怠工，导致整个中国信贷体系出现停滞。即便之后中国央行先后实施了四次降准，由此向银行系统释放的资金达3万亿元以上，意图给融资补偿的实体经济“输血”。但是效果依然寥寥，大量资金淤积在银行体内没有下放给实体经济。

旧制度被打破了，新制度却还没有建立起来。就如同前些年中共高层流行的那本《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说的一样，这往往是最危险的局面，也正是刘鹤所谓的面临经济增速换档、结构调整阵痛、前期刺激政策消化的“三期叠加”。

这使得中国政府不得不在一方面推进改革、进行资本出清的同时，另一方面实施经济刺激计划，向经济注入“强心针”和“麻醉剂”，以期尽量减少经济的阵痛和社会的动荡。就和一场大手术中永远缺少不了必要的“麻醉”一样，这样至少能够保障“阵痛”不会危及生命。

但是，目前的问题是，随著改革的迟滞，中国经济正在形成对经济刺激的依赖，并且随著经济“麻醉剂”和“强心剂”作用的衰减，经济的“阵痛”正在逐渐加强。这似乎已经给中国的改革者们发出了警告的信号——是继续注射“麻醉剂”安抚中国经济，还是尽快推进改革？

刘鹤的“阵痛” 中共改革即将“合拢”

对此，中国的政策制定们正在发生不同程度的侧重与分工。一部分更接近实际操作的政策部门更倾向于，要把稳增长、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之后，再逐步推进改革的各项措施，尽量降低改革的阵痛。

而在另一部分人看来，“阵痛”本身其实也是改革的一部分。中国经济也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调整和再平衡。中国经济有足够的体量和空间忍受必要的经济下滑。所谓真正的制度突破与变革恰恰就产生在“阵痛”之中。没有痛苦，就没有从旧制度向新制度转变的动力。

9月，刘鹤在召开中国金融形势通报和工作经验交流电视电话会议，针对防范金融风险和支持实体经济难以落实的情况时也曾明确指出，下一步要压实金融机构、地方政府和金融管理部门的责任；支持愿意干事创业、有较好发展潜力的地区和领域加快发展。

这说明，中国政府的改革已经越发带有指向性，政策的大棒与胡萝卜都在加强。在控制风险、保持稳定的同时，一套奖勤罚懒，鼓励担当、奖励创新、杜绝贪腐的考察与用人机制正在建立。尤其在，金融和地产两条投机路线都被封堵之后，维持旧有机制和经济刺激的都已经越来越难。就如同当年中国市场化改革曾经采用危机倒逼机制一样，新的中国改革也同样在采取倒逼和官僚之间的竞争机制。

明年将进行一场新旧交替变革

面对两方面的不同侧重，作为中国改革的最终决策者，习近平似乎只是置身事外，时不时的大而化之的讲上两句，以谋求改革派与实操者之间的平衡。但是，恰恰是习在切中问题的关键——人，组成中国庞大官僚队伍的人的观念。

9月3日，习近平在2019年秋季期中共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仪式上，已经将“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发扬斗争精神”当做了衡量中共干部的要求。10月底即将召开的中共四中全会上，针对目前中国官僚体系旧机制破除后的迷茫与不思进取，一套新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体系改革也将出台。

随著新的基本治理体系的搭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实际基层治理终于构成了一个完成的政策系统。之前推行的一系列看似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缺乏执行动力和利益激励的改革措施，终于完成“合拢”。只要保证新的机制得以运行，那么中国目前的经济问题也将逐步得到解决，需求不足、融资不畅、政府投资迟缓、改革难以落实，等等问题将得到根本的改观。

如果说，之前的改革只是打破旧机制，那么2020年，无论经济还是基本基层运行机制，中国都将进行一场新旧交替的变革。这种变革注定不会平静，无论是加速新经济的成长，还是金融资本市场的改革与开放；无论是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还是农村土地改革的全面实施，真正改革红利的释放，只有在不断地“阵痛”中，才能突破最后的顾虑与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