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纸上撒“野”　梳理香港自然书写的“开垦”历程

台湾诗人余光中写于1980年的散文《牛蛙记》，写他在港生活时居住的一带蛙声遍地：“每到夜里，谷底乱蛙齐噪，那一片野籁袭人而来，可以想见在水浒草间，无数墨绿而黏滑的乡土歌手，正摇其长舌……”读来惊觉多年前的沙田也如此贴近自然，城市发展早已将此地变成购物中心，人口密集得让人透不过气，石屎地上早已容不下牛蛙，汽车和火车声掩盖生物鸣叫。迟来出生的人应该没有想到，30年前由老诗人写下的生活体验，填补了一段我们从不能在历史书上所看的生活状况，也只能从文字中领略个中滋味。摄影：钟伟德　插图：加菲

无论隔着多远的距离、多长的时间，文字的魅力直达心灵，作家对自然的书写跃然纸上。广义的“自然写作”，以文学语言来呈现和诠释对自然的观察和发现，而写作种类和形式可以包括游记、历史、地理、测量、艺术和人类学等元素。

发现“隐藏版的香港”

香港的自然书写，首先要数到两位英国人——香乐思（G. A. C. Herklots，著有《香港的鸟类：野外观察手册》、《野外香港》）和亥乌德（G. S.P. Heywood，著有《香港漫游》），两人从1930年代至1950年代的“风物书写”详述了香港早年的自然风貌，后有南来作家叶灵凤也在其《香港方物志》中爬梳了二人的文献，并发掘出香港不少鸟兽虫鱼和若干掌故风俗，以散文形式讲述自然科学和民俗学知识。1970年代，郊游行山成了不少年轻人喜爱的活动，更组成行山社，而文人笔下的自然风貌，除了掌故和资讯外，有更多个人游踪体验，也斯、叶辉等本地作家的《城巿笔记》和《瓮中树》，为香港的地景作出观察和书写，而吴煦斌的《牛》更是作家从丛林与荒野中寻找故事题材。

大自然与我们这么远、那么近，当下的行山热、周日农耕，以至城乡共存的议题，正是城市化生活的反动与回归。平日，我们如白蚁般生活，看似能自给自足，但工作占据了生活的全部，难得假期，自是要偏离一下日常的轨道。香港虽是弹丸之地，但接近75%都是绿化地带，亲近大自然并不难，狭窄与否本不在乎所写的地方，更在乎执笔者的眼界和修为。台湾作家刘克襄的《四分之三的香港》有这么一句：“因为行山穿村，我幸运地邂逅了隐藏版的香港，一个比购物和美食更独特、更有魅力的香港。”

不为人类服务的自然

“简单地说，自然写作就是反对自然为人类服务的自大思想，人类必须理解自然，及与其互动共存。”鱼类学及博物学家庄棣华指，自然写作者先着迷于他所关注的主题，而描写不能违反现实。“不可以作任何加工，在任何细节上贴近植物或动物的生活，哪管多么微细的行为，就好像小说家创作的人物，连对白、行为都要了解得一清二楚。相对科学家冷冰冰的研究文章，作者又要极其感性地触动读者，对自然界环境能有多一点想像。”

他以法国著名博物学和昆虫学家尚亨利法布尔（Jean-Henri Casimir Fabre）在百多年前完成的著作《昆虫记》为例，作者以细致的观察和文学造诣，反映了一个多姿多采的昆虫世界—在其笔下，昆虫训练天资来面对残酷的大自然，有些昆虫也会谈起恋爱来，但这种爱情就未必人人接受到，因为某些品种会爱到咀嚼牠的情人。虽然法布尔的书写方式受到当时的科学家冷嘲热讽，但他能在设备仍不精良的情况下，精准描绘出昆虫身体形态，甚至是发音时的摩擦行为，至今依然令人惊叹，连写作《物种起源》的达尔文也对他尊敬有加。

工业革命后反思人类野心

西方近代的自然写作实际可追溯至18世纪至19世纪的英国湖畔诗人，当中的代表人物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年轻时到法国旅行，见证了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后来逐渐对大革命和政治感到失望，转而沉醉于大自然中，写出不少有关自然与人生的诗歌，代表作有《致杜鹃》（To The Cuckoo）。华兹华斯等湖畔诗人所身处的时代，也正是欧洲工业革命展开的时代，物质的丰富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方式，让他们重新把目光放到大自然。

在差不多的时间里，曾经任职土地勘测员的美国作家亨利梭罗（Henry Thoreau），则搬到了瓦尔登湖隐居数年，自己搭建小木屋和种植蔬菜，后写成《瓦尔登湖》一书记载他对大自然的观察与相处。梭罗是美国最早支持达尔文进化论的人，后来更有“美国书写自然之父”美誉，他曾说：“大部分的奢侈品和所谓的舒适生活，不仅可有可无，甚至可能会阻碍人类升华。”至20世纪下半叶，生态文学在美国文坛兴起，不仅成为美国文学的重要流派，甚至影响了绿色政治。早前有新闻报道美国已将七种蜜蜂列为濒临绝种动物，而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有人著书谈及蜜蜂消失后的世界，书中所论证的事件后来也一一出现。

从传统野趣到现代自然书写

西方文明根植于海洋文明，对于自然的态度是征服，但中国传统对待自然的态度却恰好相反，中国文人骚客更大多数都爱好游山玩水，也因此中国自古便有“书写自然”，处处流露出野趣甚至对“天人合一”的追求。然而，中国古代的“书写自然”与现代的书写自然（尤其是生态文学）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后者更是科学与文学交融的产物。中国古代的书写自然，借景抒情、以物喻人，终归还是在写人，而不是将自然置于同等地位，更不会有科学性的客观描写。如《楚辞》中屈原的《橘颂》写橘树“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分明就是在写人。到陶渊明写《桃花源记》，直接写景的笔触虽少，精神上倒是与现代的自然书写有点相似了，甚至可与华兹华斯的自然诗歌遥相呼应，陶渊明虚构出“桃花源”这样一个隐世的乌托邦，也正是基于他对现实政治的失望。

在现代华文写作中，台湾的自然写作当属最盛，作家吴明益写的《台湾自然书写的探索》系列是不可多得的指南，书中有一点值得一再提及：“自然书写并不陷于多愁善感，见落叶而伤秋的创作模式。他们常对某些自然科学有专业研究或深入的业余关心。且作者常能游走于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庄棣华对此就有这样的理解：“不是很多地方和人可以做到真正的自然写作，但无论哪一种自然写作方式也好，都会引起你想走入自然世界去了解和感受，我们才能想出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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