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纸上撒“野”　梳理香港自然书写的“开垦”历程

台湾诗人余光中写于1980年的散文《牛蛙记》，写他在港生活时居住的一带蛙声遍地：“每到夜里，谷底乱蛙齐噪，那一片野籁袭人而来，可以想见在水浒草间，无数墨绿而黏滑的乡土歌手，正摇其长舌……”读来惊觉多年前的沙田也如此贴近自然，城市发展早已将此地变成购物中心，人口密集得让人透不过气，石屎地上早已容不下牛蛙，汽车和火车声掩盖生物鸣叫。迟来出生的人应该没有想到，30年前由老诗人写下的生活体验，填补了一段我们从不能在历史书上所看的生活状况，也只能从文字中领略个中滋味。
摄影：钟伟德　插图：加菲

工业革命后反思人类野心

西方近代的自然写作实际可追溯至18世纪至19世纪的英国湖畔诗人，当中的代表人物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年轻时到法国旅行，见证了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后来逐渐对大革命和政治感到失望，转而沉醉于大自然中，写出不少有关自然与人生的诗歌，代表作有《致杜鹃》（To The Cuckoo）。华兹华斯等湖畔诗人所身处的时代，也正是欧洲工业革命展开的时代，物质的丰富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方式，让他们重新把目光放到大自然。

在差不多的时间里，曾经任职土地勘测员的美国作家亨利梭罗（Henry Thoreau），则搬到了瓦尔登湖隐居数年，自己搭建小木屋和种植蔬菜，后写成《瓦尔登湖》一书记载他对大自然的观察与相处。梭罗是美国最早支持达尔文进化论的人，后来更有“美国书写自然之父”美誉，他曾说：“大部分的奢侈品和所谓的舒适生活，不仅可有可无，甚至可能会阻碍人类升华。”至20世纪下半叶，生态文学在美国文坛兴起，不仅成为美国文学的重要流派，甚至影响了绿色政治。早前有新闻报道美国已将七种蜜蜂列为濒临绝种动物，而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有人著书谈及蜜蜂消失后的世界，书中所论证的事件后来也一一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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