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影响OR住客摩擦？全国首个抱团养老实验解散　屋主：分身乏术

2017年5月，杭州退休英语老师朱荣林和老伴王桂芬登报，招募数对60岁到70岁的老夫妻抱团养老。在尝试共居养老的3年时间里，他们住的欧式小别墅里来去近30位老人。直到2020年初，疫情让这个临时团体被迫解散。

屋主王桂芬分享，“抱团养老”需要让渡部分个人自由，她时常处理房客间发生的争议和纷争，“其实一开始大家来的时候，就说过事事都计较的话，抱团也不会开心的。”王桂芬也提议，未来这种“抱团养老”模式能否持续，也看看政府能否支持，例如给予电费减免优惠、协助管理等。

《钱江晚报》实地走访“抱团养老”实验位在余杭区500平方米的乡间别墅，直到现在可见10多位老人曾在这里抱团养老的痕迹。只是下午热闹的棋牌室里，桌布已落灰。院子里的香泡树上挂满了青黄色的果子，但今年没有人去摘。

该幢欧式小别墅附近有一大片农田、小池塘和一小片竹林，环境清幽。屋前的架子上晒著屋主王桂芬整理的冬衣冬鞋，这是一早整理出来的。朱荣林刚从瓶窑医院回来。港东村离医院有近六七公里的路程，他定期要去医院做针灸。

退休后，朱荣林和老伴王桂芳原本住在杭州市区的三里亭，但在港东村长大的朱荣林记挂著“少小离家老大回”，儿子就出钱给二老造了座小别墅。2010年他们回到农村。

农村环境好，风景好，熟人多，但无法排解老人的孤独。2016年，朱荣林罹患膀胱癌。疾病对他的打击很大，原本开朗的朱荣林总是郁郁寡欢地躺在沙发里，脾气也变得喜怒不定。年龄渐长，愿意和他一起旅游打牌的人也越来越少。

2017年，朱荣林的太太王桂芳她碰巧在报纸上看到老人抱团养老实践推广，想到家里有六个空房间，她想和老伴也试一试，“就是想著和大家一起热闹一点，养老不那么孤单。”

他们在报名条件上做了限制，最好是60、70岁的本地老夫妻，有生活自理能力，经济上不要太计较。短短一周，就收到了100多个申请，他们大多是子女在外地的空巢老人。

住客纷争难调解　有老人因跌倒求偿

“我觉得老人不能丧失社会性，但这样的抱团也意味著，你进入公共空间，需要让渡部分个人自由。”王桂芬发现，抱团养老的另一面也开始显现。王桂芬发现原本按照值日表安排好的买菜工作，有人以“没去过菜场、不会买菜”为由不愿履行，王桂芬只能自己去买。

大家一起吃饭，有人总会最先夹走鱼腹上最大最好的一块，王桂芬想了个法子，之后不买鲫鱼或者鳊鱼，购买草鱼这类容易切块的，尽量分成大小一样的鱼块，每人夹一块。

除了煮饭还需要清扫更要留意住客的安全。王桂芳回忆，有位老人总习惯穿著酒店的一次性拖鞋。王桂芬多次提醒她换成防滑拖鞋，老人并不听劝。几天后，老人在阳台晾衣服时不慎摔倒导致小腿骨折。在被女儿接走前，老人还提出要求赔偿几千元。

“其实一开始大家来的时候，我们就说过，如果事事都计较的话，抱团也不会开心的。”王桂芬表示，尽管很疲惫，她也是想把抱团养老项目继续办下去的，现在有疫情的影响，加上照顾老伴分身乏术，真是有心无力了。

抱团养老的模式能否持续?　当地计划开发养老村

王桂芬表示，如果有人愿意做组织者，来招募人员，并进行管理，她和老伴愿意提供场地。他们心里也有几个愿望：“老人们抱团住在一起，在电费上能不能有所优惠？能不能定期有医生来检查他们的健康状况？出门买菜不方便，能不能设置一辆公共推车？”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王平表示，抱团养老可以和社区养老服务结合起来。有关部门和社区对抱团养老的情况要做到心中有数，予以支援，提供服务。社区需要从实践中概括、总结出一套规范可行的协定模式，供老人们参考使用。

现在港东村里，有二十栋左右村民新建的小别墅，有的外墙上还贴出了出租套间的广告。抱团养老被近百家媒体报导后，村委开会时有不少村民都提出了做“养老村”的倡议。

“其实我们这里风景好，空房子也多。不过现在有的租金高，风险也开始大了。”朱荣林最后这样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