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中美高层将为APEC习拜会铺路　2024年大选如何影响两国关系？

外界多个月来都在推测习近平和拜登会在本年11月的三藩市亚大经合组织（APEC）会上见面。《华尔街日报》9月28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称中美正为这次“习拜会”启动高层对话作准备，双方正在讨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访问华府的行程，亦正计划中国外长王毅10月访问华府为习拜会作准备。

不过，在报道出街的同一天，美国国务院发表报告，指责中国利用欺骗和强制手段散布虚假资讯，正试图建立电子专制的社群，国务院的官员甚至将此称为“未经宣布的资讯战”。一边谋求两国关系稳定，一边鼓动两国对抗，似乎已经成为华府的中美外交日常。

自中美气球风波平息之后，拜登当局的确加重了对维持两国关系稳定的强调。无论是以“去风险化”的广泛使用来压抑此前的“脱钩论”，还是中美高官的紧密互相，以至商务、经济、金融议题上中美工作小组的成立，都可以清晰看见这一点。

在缓和两国负面民意方面，拜登当局日前在闯朝美军士兵经中国回美一事上，就特别对中国的协议表达谢意；而习近平在8月底和本月中也接连给二战期间驻华将军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的后人和二战美军飞虎队老兵回信，强调两国二战期间共抗法西斯，强调中美人民之间的友好情感。

在压制中国已成华府台面上的共识之际，中美关系还有意外的利好因素吗？

虽然中美近来已见较稳定的外交沟通，但2024年美国大选接踵而至，华府的外交路向进入不确定期。因此，我们难以单靠此刻的势头去推测未来的发展。不过，无论2024年是拜登成功连任，还是特朗普重登大位（按：其他可能结果的或然率都非常低），中美关系都有正面发展的潜力。

拜登2021年上任以来，不只保留了特朗普的对华关税，还大大加重了对中国科技产业的压制，并颇为成功地在欧洲和印太地区重建并创建了一些有利于美国地缘政治目标的盟友圈。不过，拜登本人从来也不是一味反华的人物，他在竞选期间就曾称中国不是美国的威胁。其上任后的对华作为，很大程度是出于对美国政情和民意的“顺应潮流”。

同时，拜登上任之初，也似乎特别关注自己总统历史地位的评价，曾邀来历史学者到白宫为此探究。于是，“民主对抗专制”的说法应运而生，对外针对中国，对内针对特朗普。这种历史留名的浪漫主义情怀，人们当然可以理解，却经不起理性的考验。经过总统实务的消磨之后，拜登在对华外交上已不再多提“民主对抗专制”，使得中美关系失去了制度性竞争或对抗的元素。

同样地，虽然拜登在“联友制华”方面有无数进展，但其制华效力明显有限，未能拉拢到“全球南方”国家的支持，而中国的外交影响力也打进了传统上由美国主导的中东等地区，金砖国家组织等没有西方参与的国际组织也得到了扩充，可见拜登的“联友制华”只是联友有余而制华不足。

而且，作为拜登制华政策主打的半导体出口限制，也似乎衍生出反作用。华为的Mate 60 Pro就证明了中国的芯片设计技术未有被制裁压倒，而芯片生产技术也明显有从后追上的可能。

这些事实也让拜登本年以来不能不逐步调整其原初对华一味强硬的态度。如果2024年胜选的是拜登，年纪老迈、再无竞选压力的他，就有可能不必再受华府对华鹰派风潮的压力，而采取更为切合现实状况、更为理性的方式去处理中美关系。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即使2024年胜选的是特朗普，中美关系依然有正面发展的潜力。毕竟，特朗普的底子是一个孤立主义者，美国已是他心中世界的全部。他对于中国并没有意识形态上或者战略上的反对，中国对他而言，只是寻求贸易平衡的目标以及因时制宜的代罪羔羊－－例如在他任内的疫情问题上，以至今天竞选期间对拜登电动车政策的政治攻击上。

虽然人们都将中美关系转差的转捩点置于特朗普任内，但这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巧合，而非出于特朗普的政治理念。大家不要忘记，在2020年初，特朗普已经跟中国达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作为其贸易战“战胜”的开端，准备好作为其“对华贸易战大胜而归”连任竞选宣传的一环，但是新冠疫情随即杀至，才打破了特朗普的如意算盘。

在新一届的特朗普任期，虽然共和党内对华鹰派已成主流，但如果中国能在台面上给出能让特朗普宣告胜利、“解决了”中国威胁的说词，中美关系并非没有实际上缓和的可能。